两万多师生 包围陕西日报社 高呼“砸碎报社”到处抓人

作者
简易

 

文革 大字报

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中国青年走过几张“大字报”。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16:9)上傳者:feiyue

 

在中共的语言系统中,有很多政治名词令现在的年青人如坠五里雾中。然而,这些政治名词的背后,有的却隐藏着一段段荒诞的历史。对于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来说,每当看到这些名词,那些疯狂的政治口号仍隐隐回响耳边,那些血腥的场面仍慢慢浮现眼前。

“对表”

在中共现在的宣传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名词“对表”,很多人对此茫然不懂,然而它却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据李松晨等主编《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中记录,

文革时的“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

中共官场的这一潜规则,依然延续至今。因此,在中共所谓的“重大政治”事件中,这些地方党报的头版是否“对表”《人民日报》,是外界观察各地政治表态的风向标。

“透视”

《文革档案》还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还有一种“透视”的做法,当一版有毛泽东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意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意词才能付印。”

据《炎黄春秋》2003.7期披露,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所谓“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陕报“8·25事件”把各地整的都神经兮兮。

陕报“8·25事件”

据《炎黄春秋》文章回忆,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吧,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所谓的“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

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

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

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

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

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

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

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

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

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8·25陕报事件”。

 

来源: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