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保护好自己？

 

2010年以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走进我们的生活，打车、叫外卖、购物等应用程序开始大量涌现。2017年以后，又出现了5G(第五代无线蜂窝技术)和人工智能(AI，模仿人类与人类思维相关的认知功能的机器或计算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等，但是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又太没有安全感了，如何能在衣食住行都数字化了的时代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和生命财产安全？

“天网”、“锐眼”、“平安城市”

2021年，官方出台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企业或互联网平台，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在公共场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另外，政府早些年投资了约2000亿元建造了“天网工程”，称天网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能让人民有安全感。一线大城市已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透过监视录影机布下“天罗地网”，掌握城市中的人与车踪迹，这就是所谓的天网工程。

官方举例说贵阳的监控系统有90%的准确率，只要将人的脸部信息与全国资料库进行比对，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查出这个人的年龄、姓名、种族、家庭成员，甚至过去的行踪等情报。2017年12月，英国BBC记者曾在贵州监控中心实地测试，让贵阳警察配合模拟被公安通缉的过程，先将自己的面部照片录入官方的数据库内，然后开始“潜逃”，结果仅7分钟就被抓获。

“天网”是安装在城市的监控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的系统。“锐眼”又称“雪亮工程”，是“天网”的乡村版，目的是强化监控系统使其扩展到乡村地区。天网和锐眼是过去20多年来众多的监控项目中的两个，还有“平安城市”，这个工程的前身是“金盾工程”(官方名称是“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由公安部在1998年提出，宣称是利用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第二年(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该项目用在当时整个公安系统最紧迫的事件——法轮功事件上。2001年，“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当时中共没有能力自行开发，科技巨头美国公司思科(Cisco)垂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技术市场，成为了当局镇压信仰团体的促进者，利用美国的技术和人才研发一套全面监控机器，以换取市场准入。

思科借参与“金盾工程”进入中国，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80%，但后来却被官方全力扶持的华为打败，市占率落到1%，基本退出中国市场。思科这是不是被中共玩了一把？思科虽然退出中国市场，但它所协力的“金盾工程”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至今持续。西方人常说：正义可能迟到，却不会缺席。2023年7月，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一项历史性裁定：法轮功学员对思科公司的诉讼——思科提供技术，帮助中共官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金盾工程”)，以识别、追踪法轮功学员，并为随后的抓捕和酷刑提供了便利——可进入审判阶段(2014年下级地区法院曾驳回此案)，目前正在等待审判结果。

挂羊头卖狗肉

官方在推进金盾工程的同时，不断引入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新科技，并冠以“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和“平安城市”“平安乡村”等不同名称。目前，金盾工程实质已蜕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监控和维稳系统，对外则统称叫做“平安建设”或“社会治理现代化”。国际市场调查公司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在2019年的报告预测，将来平均每个中国人“拥有”两台监控探头。

民众也知道到监控无处不在，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书中写的，“老大哥在看着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象征着极权统治及其对公民无处不在的监控。现如今在中国，“老大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警察、摄像头和电视监控，潜入到中国人形影不离的手机中，甚至潜藏在你家中。这种来自“老大哥”的监控，除了能监视你在做什么，也能让“被看者”意识到，自己处于持续曝光的状态，让人们从心理上被征服。这就导致大家在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和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都要开启“自我审查”模式，避开敏感话题，不谈政治等。作家韩寒也曾在杂文中谈论自己写作的体会：“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 

令人费解的是官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老百姓安全的措施，如《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天网”和“锐眼”等，为什么大家还是没有安全感？2018年，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公开表示，中国人大多数情况下愿意用隐私换便利，引发舆论的争议。民众说，中国人不是愿意用隐私换便利，而是没有选择权，不得不交出隐私。山东烟台大学前教师张忠顺指出，李彦宏这么说，目的是为百度和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作辩护。

民间有句话：“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也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了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在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里，别说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不听党的话，结果怎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马云因为不愿把用户个人资料交给当局，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到整改。在中国，很多立法即使开始的时候有良善的宗旨，但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社会，很多法律最后沦为服务政权的工具。

网络审查的真实目的

有人说：现在骗钱骗吃骗喝骗色的人很多，网上都有报道，官方媒体新华网和人民网等也经常报道负面的消息，言论挺自由的。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当局让我们看到的；不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一概看不到。谎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及当局建“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缩写GFW)的原因。 

官方允许媒体报道负面的消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导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例如，前几年新闻联播后，有一个15分钟的揭露问题的专题节目，抨击全国范围内腐败和违反党的法制的罪行。这些报道是疏导人民不满情绪的阀门，用民间俗语来说，就是‘小骂大帮忙’。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党和政治制度并不坏，坏就坏在少数干部身上，他们是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每名中国记者都必须牢记这个最高准则。尽管如此，记者每天的工作仍然犹如走山脊，因为他们必须搞清楚，哪些腐败分子可以抓住不放，哪些人则万万动不得。而且，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当局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国内媒体报，还是让已经收买的海外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

当局花几千亿去建互联网墙---“防火长城”，不让我们去接触自由的世界，有自由的思想，自由去表达言论。2010年，谷歌因不愿意配合当局审查搜索结果，被屏蔽在防火长城之外。中国人不能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自由的浏览信息。当局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什么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地引进中国，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时当局高举“扫黄打非”的大旗加大对网路信息的管控，监控全民手机。

事实胜于雄辩，官方称监管可以屏蔽黄色信息，但根据世界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在202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平均观看色情影片时间比其他国家的人长，每次平均为14分钟左右。而其他大部分的国家或地区观看时长在7分钟～10分钟之间。只要不对党构成威胁，网警往往都带搭不理。在中国移动工作过的李先生，曾经是一名审查员，他在2019年向媒体披露，当局的信息审查员打着“处理不良信息”、“治理骚扰”的名义监听、管控每一个人。如果谁无意中放行一条对党不利的敏感信息，就会被扣工资，连年终奖金都会受影响。另外，根据官方的报道：2018年有49.6%的网络用户遭遇过网路诈骗。近十年来，中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长，仅2018年就立案6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00多亿元，而电信网络诈骗案在强大的监控网络之下，破案率却不足1成。

有学者做过统计，一个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10%的可能性被过滤掉；如果上面有反党信息，有60%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如果要谈“法轮功”，有75%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掉的比例是90%多。众所周知，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当局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吸食被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反监控与百姓息息相关

有的普通百姓或许会说：我也没有远大志向，能赚钱吃饱饭就行了，既没有信仰也不是维权人士，不是党关注的重点对象。我很聪明和幸运，总有自己的办法不得罪政府，毕竟生活在这里，被监控然后只能看到被过滤的信息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病毒后，当局对公民的全面监控推向了巅峰，民众也意识到了真实信息在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疫情中，当局把实时监控从只监控特定人群变成监控全民，因为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健康码，地方政府与科技公司配合，根据地理位置、到过的地方、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健康数据生成用户档案，健康码的颜色(绿黄红)决定了民众能否出行。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的问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储户要维权，准备去讨钱，却发现自己好端端的健康码变红了。维权律师说：把健康的人标记成红码，属于非法拘禁公民罪，而赋予红码的相关部门就构成了滥用职权罪。虽然现在健康码停止被使用，但官方疫情期间已经以防疫为名建立了精密、完备的国家资料库，使安保力量能够随时随地对在中国的每一个人进行跟踪、分析和必要的控制。

据官方数据，2017年的维稳费为人民币1.24万亿元，比国防支出还多2200亿元。学者蔡慎坤说，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50%，价值千元的摄像头被卖到10万元！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本质，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 蔡慎坤还说，如果每年能从党政部门的吃喝经费中压缩一点，真正投入民生工程，就能减少很多低收入群体走投无路而带来的“不稳定”，也就不至于陷入越维稳越乱的恶性循环。

另外，封控期间，当局利用监控技术对人们进行管控，压制公众对疫情封控的愤怒和反抗。各地民众被封在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面对这场从未有过的危机，大家知道了真实的信息就像空气，如果被封锁，生命就处在危险当中。人们开始与当局的审查速度赛跑，赶在审查员删帖之前，在网络平台上互换物资、发出求救、传递消息，一场监控与反监控、封锁与反封锁的信息战，史无前例的在互联网上展开。

在疫情中，当局的封杀开始遭遇始料未及的反作用。2022年11月，全国各大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手举一张白纸，讽刺当局的言论审查。媒体报道，自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引发白纸革命以来，墙外的新闻流量激增，很多平时不翻墙的民众也开始使用VPN等翻墙工具，突破“防火长城”的封锁。2022年12月，一个名为“匿名(Anonymous)”的国际组织支持“白纸运动”，对多个官方的网站发动了攻击，并侵入了警方的监视器，曝光了上海警察的名单和国安局长等人的身份证信息。这是一种信息自由、网络自由和网络技术的较量，再次提醒我们翻墙、上网，自由联络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华裔歌手黄明志一句歌词“我站在墙外等你。”唱哭了多少墙内听众。

早在2002年，非盈利组织全球网络自由联盟就开发了“自由门”免费破网软件，帮助上百万民众冲破防火墙的同时，隐藏用户的IP地址，保护翻墙民众的安全。新唐人电视台透过卫星、有线和无线电视以及网路电视，24小时播送不受官方过滤的客观报导，收视范围涵盖上千万中国的观众。近两年，很多新兴的通讯工具开始在中国悄然传播，为人们提供了能够避开审查而畅所欲言的平台。

四亿人的觉醒

“人在做，天在看”，“天网恢恢”是中国人熟知的话。在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位居天之下。上天有眼，检视着一切，无论君王庶民，都要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中共却盗用了传统文化的用语，偷换其中内涵，将迫害人民的监控系统命名为“天眼”、“天网”，自居为“天”的角色，倒行逆施。它利用老百姓的钱，监控老百姓，维护它的统治，却打着为百姓好的幌子。

有的人可能觉得中共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这些品质只会提高做恶的效率。我们身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需要智慧和勇气，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拨开现实的迷雾。

中国人包括体制内的人，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他就是摆脱不了共产党的思想控制。为什么？五次荣获中国电视艺术最高奖，国家级编导李军的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对三退精神觉醒运动的调查》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很多中国人都曾对着中共的血旗发誓，当初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都对着中共的血旗发过誓要把生命献给中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等于把灵魂出卖给中共了。中共用恐吓和思想洗脑统治百姓，洗了几十年，让民众对身边事情不清楚，对中国的历史也无所知；《四亿人的觉醒》纪录片讲述了中国近几年发生什么事？用历史的过程，唤醒我们的记忆和良知。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维护了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安定。相信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会明白中共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退出党、团、队)？很多中国人三退后，有一种解脱感和兴奋感，有一种精神上一下子摆脱了中共束缚的感觉；摆脱了中共的思想控制后，发自内心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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