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保改革看“百姓看病难”的实质
从2月开始, 武汉、大连、青岛、上海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以老年人为主的群体，走上街头，表达对医保改革的不满。新规实施后，很多民众的个人医保账户缩水，很多常用药从全民医保报销清单中被剔除，门诊实际报销的金额减少。
咱们中国有两种主要的医疗保障制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医保）。职工医保是上班后每个月由个人和公司一起交钱，“五险一金”中的医疗保险就是职工医保，全国约1/4人口（国企的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还有民企工资较高的员工和退休人员）使用。
有职工医保的人有两个账户：共享账户（也被称为社会统筹或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账户是由市政府管理的，用来报销住院费用和大病治疗费用；而在门诊看小病或购买常用药品由个人账户出钱。
举两个真实的例子，您就会理解为什么那些人去抗议了。
医保新政
医保改革前，一位武汉市民月收入1万元，个人缴纳2%的医保，即200元；他所在的公司帮他缴纳8%，即800元，这样他的医疗保险费合计是1千元。每个月，他公司帮他交的800块钱中的380块钱和他自己交的200块钱，一共580块钱纳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的剩下的420块钱被归到“社会统筹”。新的规定是，公司缴纳的800块钱都纳入“社会统筹”，这意味着他每个月的个人账户收入从580块钱减少到200块钱。
虽然官方说，减少打入个人账户的钱，增多打入大病统筹的钱。但个人账户的钱是是实实在在看的见的，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统筹账户的钱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其中的黑箱操作我们也无从知晓，将来生大病时政府是不是真的会把钱返还给我们？而且从民众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都是平时用个人账户的钱来看病。医保制度主要是方便老百姓看病，如果把个人账户里的钱拿到统筹账户里去，就丧失了原本的方便老百姓看病的初衷。
另外，对于在武汉退休的人，改革前每月个人账户可收入286元。新政实施后，打到个人账户的金额按照上一年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5%，也就是每个月83块钱，减少了70%。这样的改革对有基础病的老人，如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伤害很大，他们需保证常年按时服药，现在他们个人账户的钱少了，就要自己掏腰包买药。
这次的医保改革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医保里的钱其实都是老百姓自己交的钱。凭什么政府用强制令就把它夺走呢？所以抗议的人们齐声高喊：“还我医保钱，还我血汗钱。”人们都觉得政府做得太不像话，太缺德了。
大家都知道，三年的动态清零花费巨大，之前还有人感谢党让全民免费做核酸。现在意识到了，原来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三年的大规模隔离和检测支出是从医保账户划扣的。规定是当一个城市的职工保险统筹基金出现亏空时，市政府必须填补缺口。现在是医保统筹基金赤字了，市政府就把心思用在窃取百姓的利益上，克扣医保个人账户中的钱。当局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然而医改方案一拍脑袋就决定了，不但没有公众咨询，而且让普通民众来承担政府失败的防疫政策带来的后果。
出来抗议的人为什么那么气愤呢？不就是没钱看病吗？在抗议现场，有的人说自己得了什么病，到医院去看没有钱治，说着说着就哭了。几乎抗议的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如果这个医保改革推广到全国各地，大家是不是都要上街抗议了？
百姓看病难
这次医保新政主要是针对职工医保，而全国3/4的人口连医保个人账户都没有，他们使用的是城乡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婴幼儿医保”都是一个东西，属于城乡医保），是每年自己交钱买保障。比如某个城市职工医保每月最低缴费120块，一年是1440块；而城乡医保一年是280元。因为缴纳的钱多，所以生病的时候有职工医保的人会比城乡医保有很大的优势。不过不管是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医保，也都面临着报销难的问题。医保住院与医保有关的费用（如门诊报销）都要有一个起付线，起付线以上部分才能按比例报销，还有封顶，还有自付药和自付检查的部分。因此，老百姓真正能报销的很少。这次医改后，一位退休的老年人去门诊看病，挂号费花了26块钱，自费项目155元，中西药和针剂390多元，一共花了500多块。最后门诊医保给报销了1块7毛钱，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也解释了虽然官方在2014年就说医保的覆盖率已达到了95%，可我们身边看病难，因病致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2018年《我不是药神》影片也反映出医保的保障能力不足。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讲的是病人买不起药，而不得不去买印度的仿制药。影片揭开了中国天价药的黑幕，直面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现实。一人生病，拖垮全家，折射出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真实的状态和焦虑。
《我不是药神》里提到的一个药，原型是抗癌药格列卫，在医疗保险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是列入医保的。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很多进口药物和治疗癌症的药物都不在医保报销的清单中。这些药物不仅不被列入医保，在中国还被卖的比其他国家贵很多，比如由瑞士的诺华（Novartis）公司生产的白血病特效药，在中国卖2万多元一盒，同样的药物在澳大利亚的售价是约1万元，韩国大概就是9,700。
中国进口药最终售价贵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的，中国特色，叫制度成本。国际社会1990年就启动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就是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互相承认做的临床实验，进口到某个国家时不需要重新做实验。而中国至今都没有加入这个组织，有一个自己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是不管进口药品在国外进入临床应用多久了，效果多好，还要在中国重新做实验，才能在中国卖，这无形当中增加了额外的药品成本。
除了制度成本外，在中国进口药还有一、二、三级经销商，平均要把价格增加5%-7%。还有17%的增值税。另外，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以药养医，也就是要靠医生多开昂贵的药，以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医院和药厂勾结也是司空见惯的，医院进货时在进货价格上再加价15%左右。进口药物在中国销售的过程中，中间的环节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层层拔毛导致药品到了病患手里就是天价，重病人吃不起药就只能等死，到头来还是老百姓受苦。
不仅生大病看不起，到医院去看一般的病也是困难重重，对患者来说，经常体会的是世道的艰辛。好不容易挂上了号，不到5分钟就被医生打发走了。在国内外都生活过的人有对比，国内治病就像完成任务，流水线，大多时候都是没几分钟就结束。而国外的医生通常都会询问病史，家庭病史甚至情感状况，详细记录病情。有人感叹到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是人，国外的服务质量和职业态度怎么那么好呢。中共把看病难归责于医护人员的不良职业行为，不敢让人们知道是政府常年对医疗投资不足把医生逼到这个份上的。前线医生和教师一样，工资收入被人为的压低，而医师薪酬报告显示欧美的医生一般都是年薪30万美金以上（200多万人民币）。
在中国的专家和医生说，许多医生的工资长期偏低，这个行业很难吸引更多员工。而且医生的收入和患者做的各种检查及开药方挂钩，这就造成医生被迫多开检查、多开附加值高的药，拿回扣，收红包，医生本身就被人为的压榨，对患者没耐心和医德低下，也不难理解。救死扶伤的医院让中共变成了“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地方，医患关系的紧张，造成医闹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问题的根源
当局总是用中国人多，国情不一样来忽悠老百姓。2020年世界卫生大会数据显示，在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例的世界排名中，号称GDP世界第二的中国排名第154位。很明显，政府对医疗的投资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另外，2017年各国的财政开支表明，教育、医疗、社保的总体开支在美国超过60%，在日本和欧洲等国家接近70%，而在中国只有37%。中共把很多钱花在了基建和房产上，搞面子工程，而不是关心民生问题。当老百姓羡慕别的国家有全民免费医疗和健全的医保制度时，当局却用国情不同来欺骗，掩盖真相。
目前国际社会的医疗体系大致分为三类，一个是像美国的两类医疗保险形式并存，低收入人群由政府买单（政府福利计划项目），其他人靠的是商业性保险。第二类是像加拿大的全民公费医疗，一视同仁，总理的医疗待遇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人们凭政府发的医疗卡就医看病。第三类是像澳大利亚、台湾、日本，也是政府统一支付，对所有人都一样，而且有市场的竞争能保证就医质量，民众的满意度更高。
咱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本来政府在医疗上投入的就少，大部分还用于党政官员特权阶层了。中青报和中科院及卫生部副部长都曾说：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充分证明了举世皆知的，中国平民看病难、看不起病全球第一，中共权贵医疗特权全球第一。
您可以上网搜一下“高干病房”，可以到看到：吉林大学一院的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郑州人民医院的特需豪华病房分三等，分别是VIP单人间、套间、VIP豪华套间，房间物品高端大气上档次。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有人建议取消“高干病房”，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改变官民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目的的制造了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制度来稳定各级官员，让当官的都主动维护各方面都向官员倾斜的制度。为什么有控制网络的防火墙，有些事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
表面上的看病难是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又有特权阶层超国民的医疗待遇，造成了整个医疗体系没有理顺，各种制度的不合理。说到底，是体制的问题，没有什么偶然的事件，都是积怨，是这个体制走到了尽头。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特权阶层也意识到中共现在是真的没钱了，三年的严苛清零政策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贫富贵贱，人身自由、基本民生和人权都可以随时被剥夺。
一家投资移民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约1万名资产过百万美金的中国富豪迁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从中国撤出约480亿美元。“中共已经没有出路”成为了体制内人士的共识，从一党专政的体制中解脱出来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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