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策群力推翻中共三座大山

百度百科“新三座大山”有这么一段介绍词：“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就是借改革之名形成的，如今住房、医疗、教育“改革”改得遍地是高楼、到处是医院、四处是学校，可是人民反而住不起房、治不起病、读不起书了！”

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对大多数中国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未来养老、医疗及教育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每个家庭的储蓄，而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才能促进个人消费。”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共国必然走入“共同贫穷”的绝望之路。现在，数量巨大的城乡普通家庭被住房、医疗、教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可能建立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所以需求侧改革就是纸上谈兵。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都没用，老百姓没钱。中共官方已发布数据，中国月收入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有6亿人，2000元以下的超过9亿人。内需不能扩大，没有消费基础，需求结构不能满足供给结构的要求，就无法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因此，必须解体中共体制，才能推翻“新三座大山”，才能有需求释放，才能建立良性的经济循环体。

掏空广大民众消费潜力的“新三座大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从1998年前后，中共开始实行的住房、医疗、教育改革造成的。中共国实施的重大“改革”为：房地产业商品化，医疗体制商业化，教育改革产业化。可实际情况却是：房产把百姓腰包掏空，医疗提前给人送终，教育把孩子和家长逼疯。

一，房地产业商品化是百姓的噩梦

房子是暴利商品，中国百姓集三代人的力量，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而中共特权阶层却能享受免费住房。他们征地时，以300万一亩的低价拿到手，然后以4000万一亩的高价出让给那些所谓的房企（开发商和建筑商）。有些房企携带购房者首付款潜逃，留下一堆烂尾楼变成百姓的噩梦：房主变房奴，购买了烂尾楼房的家庭，只能看到空楼空房，但却无法入住，毫无生气的灰墙，没有水、电，也没有邻居。但是，买了烂尾楼、失去首付的购房者，却被要求为无法入住的房屋每月交付贷款。现在，这些业主联合起来“拒付房贷”﹐断供潮已经在中国各地蔓延开来。

在中共国，房主买到的仅仅是地皮上面的房子，地皮是租赁国家的，几十年之后，房子老旧的时候，地皮收回去，就啥也没有了。即使地皮暂不收回去，遇到拆迁时，个人的房子也没任何私产安全保障。建筑商随时可以掐断水、电，可以半夜用挖掘机推倒房子，而房主却状告无门。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买了房子就是永久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河南郑州居民杨玥（化名）对大纪元记者表示，2020年他们购买了中原区的房子，预定2023年交付精装修，因属于学区房，此房价每平方米高达12,000元人民币。杨玥说：“我们买的房子将近100平方米。去年停工了，但每个月还要还房贷。结果疫情不断，商家三天两头关门，家具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门店房租金也很高，家里住的房子也要付房租。现在我们都不敢生病，也很后悔。”

中共国的房地产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直接空中解体。地方政府、银行、房企三者联合割购房者韭菜。一家烂尾楼的受害者诉苦道：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共11,000元，租房子要花钱，还要还房贷，一个月共需要8000元，剩下的钱都不敢生病，有病都不敢看……。我150万买套房子，不给我房！我上街讨公道，就说我是暴徒；有没天理呀！我哪是坏人？我是合法的公民啊！有错吗？我的钱谁拿走了？我们是全款哪！生活都困难了，想断供，可中共的法律都不向着老百姓。

网名X亮X君夫妇辛酸地的表白：“一百多万（约15万美元）的房子说买就买，十几块钱（约2～3美元）的鸡腿却犹豫了半天，这就是我们房奴的生活。”

二，医疗体制商业化恶果累累

在中共国，高官特权阶层享受免费医疗，包括活摘器官供移植，住高干病房等优厚待遇，而且“上不封顶、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普通中国人谁都怕生病，看不起病。中国媒体做的一项民调显示，90%的民众对医疗体制改革表达不满。新世纪周刊指出，中国卫生系统自从改革之后，计划经济时代被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公费医疗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医疗费用全部由单位承担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同时，政府又在逐年降低对公共医疗的投入，所有成本都转移到了个人身上。民众呼吁，政府承担责任，维护公民的基本医疗福利。

目前，中共国“有病不医”现象严重，人们期待着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外国媒体谈中国医疗体制弊端是“市场化而非医改方向”。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驻京记者报道，他的一个中国朋友家人的就医经历：他父亲动一次大手术，仅请主刀医生吃饭，就花了一万多块人民币，更别提天价的医药费和私下送给医生的红包了。朋友在电话中连连叹气，“我只有祈祷我妈别再有什么大病，否则我就要倾家荡产了。”

中共国普通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故事，每人都能讲出几件。一篇《中国医改得了什么“病”？》的文章说，浙江省台州市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3天花去1万多元医药费，经济窘困的家人无法再筹集医疗费，无奈之下，便将尤国英送往殡仪馆。由于殡仪馆主任的阻止，尤国英又被送回医院。这条“活人死葬”消息披露后，在中国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有关部门承认，由于经济原因，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

中共卫生部对116个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显示，因疾病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中，约一半的人没有到医院接受救治，其中28％的人是因为无力预先支付医药费而被医院拒绝收治。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医院的收入增加了70％，但实际治疗的病人却在逐年减少。近年来，经济下滑严重，许多企业关闭、裁员，居民谋生艰难、收入下降。只有25％的城镇居民和10％的农村居民拥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全中国约一半的人口在生病时无力接受医疗救助。

谈到中国人“有病不医”的原因时，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直言不讳：“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共前卫生部长高强曾批评一些医院“盲目追求高收入”，他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

他在一篇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6%，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一半以上的费用由居民个人承担；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大约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80%到90%都是由政府承担。　

中共国经济低迷、财政困难等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参加医保计划。保费涨，收入降，中国上千万人退出官方医保计划。据报导，中国城乡居民医保计划的最低个人缴费标准，已从2003年设立时的每年10元（人民币，下同），飙升至380元。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教授对《南华早报》表示，目前仍有一大群低收入人群，对他们来说，支付保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南华早报》2023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篇报导披露，2023年全国参加医保的人数减少了大约1700万人。

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退休教授朱启珍告诉陆媒，“一些人因为对报销比例不满意而终止保险，因为仍然有许多药物和服务不在该计划的覆盖范围内”。河南省西平县王帆舟已经三年没有交过医保了，他告诉陆媒：四年前，他母亲因脑溢血在漯河医院治疗，花了3万多元，但医保只报销了1万多元，而且报销程序很麻烦。于是，王帆舟果断停交了医保。

居民医保费380元只是最低标准，各地实际医保费可能更高。四川德阳农民表示，当地医保费增加至每年500元以上。不少农村家庭人口多，连交孩子上学的读书费都很困难，更不愿意也无力交医保费了。河北省邯郸市李年（音）说：“算上我的两个孩子和两个父母，我一家六口需要支付2280元。”为了省钱，他和妻子退出了医保计划。李年补充道，“保费一直在增加，但我的收入却没有（增加）。”

三，教育产业化制造庞大就业大军和高失业率

九十年代末，中共为了弥补教育经费不足，时任中共教育部长陈至立配合江泽民的思路，于1998年搞出了“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

1，“高校扩招”使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猛增，远远超过了社会的需求，造成了庞大的就业大军和高失业率。有数据表明，1977年，中国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有570万人，实际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人，录取率不到5%；但是自从1999年开启大学扩招后，二十年的时间里，高校录取率从1998年的36%，上涨到了2019年的80%。研究生的报考人数也在年年递增。根据中共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2021年考研报考人数是377万，和2020年的341万比较，增加了36万，比2019年的290万多出87万。而在90年代，硕士研究生的报考人数只有24.2万人。研究生人数的增加，也让硕士文凭“贬值”。

现在，大学毕业生到处都有，毕业即失业。中共国家统计局网站2023年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从3月份的19.6%上升至4月份的20.4%，创下历来最高。2023年夏季大约1200万大学毕业生，漫灌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失业率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2023年的大学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2024年又将有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而一年以后，还有一千多万⋯⋯。

中国经济衰退，名校生也难就业。上海复旦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率不足20%，北京清华本科毕业生签约就业率不到一成。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复旦大学发布名为《复旦大学2022—2023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截止到2023年8月31日，复旦大学3226名2023届应届本科毕业生当中，直接就业人数为583人，只占18.7%。北京清华公布：2023届应届本科毕业生，有284人签约就业，占8.8%，有207人灵活就业，占6.4%。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发文指出，2023年3月份，青年失业率估计最高值达到46.5%，远超官方数据。

2，教育“产业化”就是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开放》杂志曾有报导说，陈至立最害人的就是提出了教育产业化政策，将中国的教育变成了交易。教育的产品必须商品化、市场化，盈利为目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近年中国的教育环境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许多民营资本、房地产商甚至来路不明的人都介入了学校的管理、经营。他说：“现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已经不是单纯的校长和老师了，它的背景就是一个商业利益集团。学校广泛黑社会化和商业化。”

为了盈利，许多本科学校纷纷成立了收费高昂的独立学院，它是由知名的公立大学和民间资本、机构或者个人合作，在校名前挂上公立大学校名，但实际是独立运作的一种教学方式。这些学院的学费比普通高校更加昂贵，但因录取分数线偏低，而且毕业证还挂上名牌大学的名头，所以很受学生们欢迎。独立学院只是高收费卖文凭的学校。钱学森临终前才敢说的真话：中共教书不育人，误人子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教育“产业化”有偿补课越演越烈。2003年，中小学教育成为大陆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大暴利行业。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估计，从1993年到2003年，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家长的口袋里刮走了2,000多亿元。2004年7月《新闻周刊》曾披露，提倡教育“产业化”，老师课上不好好教课，把全部精力放在有偿补课上。

一位教育系统的人表示：“现在老师不是靠薪水，一个假期的补课费能赚够一年的工资”。2012年5月，陆媒央视《新闻1+1》报导引用，补习学校的工作人员谈到当时的行情：650元一节课，80个课时是52,000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恢复高考，此后几年，学校基本都是无偿补课，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补课就变了味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项贤明对陆媒表示，有偿补课就好比毒品，它坑害了孩子和父母，又让大家上了瘾。

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受教育权。学费急剧上涨，从1993年到2003年，大学在10年间学费猛涨约20倍。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的纯收入。1998年提出教育“产业化”政策，到了2000年，全国高校学费大都达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仅为5,854元，农村地区年人均收入为2,210元；因此有数千万孩子不得不失学。

2023年高考成绩出来的同时，新一轮的高校学费涨价也随之而来。上海、吉林、四川、广东、浙江、江苏、河南等各省高校纷纷宣布上调学费。四川省高校的学费涨幅高达41%，有些省市的大学学费涨幅在50%以上。家长们辛辛苦苦，甚至负债供孩子读大学，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债务无法还清。每年因交学费问题而导致家长、学生自杀的事例也时有发生。

3，高等教育大众化，不讲道德，乱象丛生。教师素质下滑，教学质量倒退，嫖、赌、抄三风在校园屡见不鲜：教师以教换色，诱奸女生丑闻不断，民谣传唱“玉女进去，妓女出来；鲜花进去，残花出来”，这是对校风的概括与嘲讽，腐蚀学生道德，毁灭人性。教风学风涣散堕落，权钱交易、学术腐败在校园盛行，滥发文凭和学位证书的现象很普遍，致使假文凭和假职称泛滥成灾。

高考是普通中国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分数一直是所有家长和学生都看重的东西，因为分数能决定你是否能上名校，拿到优质学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岳昌群，曾经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的调查数据表示，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专科生为3,000元，本科生为5,000元，硕士生为8,000元，博士生为12,000元。

由于本科和研究生学历都带不来竞争中的安全感，所以学生们不得不去考博士、或者出国留学，但是很多家庭负担不起这笔费用。很多大学生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陷入了“内卷”。这就是“教育内卷化”带给大学生们的焦虑，因为他们害怕，苦读几年大学之后，还是沦为“社会底层”。

中国年轻人面临升学、工作与生活压力，在高失业率逼迫下，频传集体相约自杀事件或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现在，官方给出最新的青年人口失业率是17.9%，但这数据不包括3亿农民工和“灵活就业”大学毕业生，所以实际失业率更高。在今天的房价、物价、教育、医疗等成本年年攀升的情况下，要保障基本生活已是捉襟见肘，更谈不上舒适生活了。

结语

目前，台湾大选结果出炉，大陆普通民众对台湾民主选举的羡慕之情刺痛北京，一些有思想有勇气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觉醒，并认识到大陆人没有自由，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活法，而所有灾难的根源都是邪恶中共体制问题。

中国年轻人不再迷茫绝望，如果经济、就业和物价继续不稳定，很可能会出现一批“一无所有、无所顾忌”的失业大军，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如果他们集结起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对中共发动比“白纸运动”还要激烈的反抗行动，严重动摇中共政权的存在。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中共即将解体，光明和希望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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