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 -- 一位中国80后女生的故事（上）

编者按：一段花样年华，被迫在黑牢和流离失所中度过。美国一位华裔专业人士回忆自己在中国大陆就读大学期间被中共非法关押的人生经历，以及来到美国后所遇到的挑战。以下是本文作者宇微的自述，分为上、中、下篇连载。

我是一名80后，在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后，来美国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北美注册精算师，先后任职于世界一百强、两百强的大型保险公司，年薪近20万美金。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修炼之初

我的修炼缘起于家人，在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法轮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街头巷尾，我在大学读书的叔叔，在一年的寒假，背回来一包法轮功的书籍，家里人由此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懵懂，只是跟着家人炼功而已。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中医，15岁开始行医看病，《本草纲目》烂熟于胸。在90年代，气功盛行时候，他老人家曾经接触过很多气功，其中包括“元极功”等。在更早时候，他还自己研究《奇门遁甲》、《易经》等，可谓“见多识广”。但是自从接触法轮功后，认定这才是真正的正法真道，将之前所学全部扔掉，专门修炼法轮功。

我的奶奶是最典型的那种传统的贤妻良母，好吃的总是留给家人，自己宁愿吃剩菜剩饭。多年来她饱受肝病折磨。奶奶的母亲因为乙肝肝癌去世，但是这种病通过血液遗传，不仅我的奶奶有乙肝，我的父辈无一例外最轻的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种乙肝的遗传甚至延续到了我这一代，我自己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我的一个弟弟也同样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记忆中，我的奶奶经常躺在床上，痛苦不堪，我的爷爷虽然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可是也没有办法终止奶奶的病痛，所幸我的爷爷有自己的诊所，看病吃药到是方便。

爷爷奶奶子女很多，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咬紧牙关让几个儿子都上了大学，但是独独没有让小姑姑上学，也许是重男轻女的原因吧。所以小姑姑一直靠在菜市场早市卖猪肉为生。但是在早市卖肉，每年都要体检，拿到健康证才可以卖，为了生存，小姑姑每年都要找人替她去体检，因为她本人也有乙肝。

修炼法轮功后，不知道几年之后，奇迹出现了，一次偶然的体检，我的乙肝病毒携带不见了，乙肝五项变得像正常人一样，而且产生了抗体。将信将疑地，去了市里大医院复检，发现我的乙肝五项的确正常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我的姑姑和我奶奶身上，我的奶奶再没吃过一粒药，鹤发童颜。

乙肝病毒携带是血液上的病毒，中国现在还有几亿人是乙肝病毒携带，目前根本没有药物可以根治，而且就业和升学都要因此受到歧视。可是，我奶奶、小姑姑和我的乙肝竟然这样不翼而飞了，这绝对是医学史上的奇迹！而从此小姑姑每年的体检，不再需要找人替她了。

其实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可以静下心来，完全静下来，所有身体的器官都得以最充分的休息和修养，时间久了，自然可以强身健体。但是，怎么样静下心来，就是大学问了，很多信徒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阿弥陀佛，但是脑子里什么都想，甚至什么坏事都想，肯定不行。而法轮功要求所有的修炼者——修心，直指人心，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渐渐地打坐的时候心就变得空了，静下来了。

有的时候我上学考试压力很大，回去后就和爷爷奶奶炼炼法轮功，心理和身体的压力少了很多。修炼法轮功，全家因此而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记得当时一个10岁出头的堂弟在一个晚上和我们一起读了《转法轮》后，第二天跟大家说：昨天晚上，姑姑想看一个电视节目，而他想看另外一个，他本来想抢遥控器，但是他想到《转法轮》中说要“真、善、忍”，所以他忍住了，没有像平时那样去抢遥控器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大家都夸他做得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平静地过去了，或者说，本来日子可以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下去。可是在1999年7月，天突然间变了，法轮功变成了万人之敌，电视、报纸、广播全部都在说法轮功的坏话。爷爷变得非常紧张，把关于法轮功的书籍都藏了起来。因为爷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险些丧命，他觉得这次运动又要开始了。

1999年7月22日下午，记忆中那是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我拿着我的小收音机，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听着广播，我问自己相不相信法轮功是坏的，相不相信师父是坏的？收音机继续在身边开着，可是我发现广播里的内容和我平时在法轮功书籍里学到的完全不符，而且感觉翻来覆去都在说那几句什么法轮功不让人看病、法轮功师父敛财之类的。读过法轮功书籍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根本没有要求人不去看病，包括你炼不炼法轮功本身都是自由的，今天你想炼你就炼，明天你不想炼了，你就走，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情。至于敛财之说，反正我们全家没人交过一分钱。

在那个下午，辨别真伪后，我决定要继续修炼法轮功，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了这个决定，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经历了很多困难，其中包括身陷囹圄、失学、复学、毕业找工作被公司拒绝等等，但这些从未动摇过我的本心。

至于后来央视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更是只能蒙蔽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而真正了解法轮功的人一眼就看穿那就是导演出来的，演员还没找好。王进东自焚时候喊的口号、盘腿的方式、双手结印的方式，完全和法轮功一点儿边都不沾。但是这种公然的、大张旗鼓地对法轮功栽赃陷害，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手段一样，显然要不置人于死地，不罢休。

虽然整个青春期——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因为修炼法轮功，我经历了种种困难，却是仍然如此地庆幸自己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我也很多次为了名、利、情而苦而忧，可是每次我的信仰，都把我的心从歧途中拉回来，使其归于平静、宠辱不惊，让我变得更加智慧，这是千金、万金都买不来的。

进京说句公道话

法轮功被污蔑，法轮功的师父被谩骂，还有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判刑。更有一些勇敢的人，到北京信访办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来信访办这条路行不通了，一到那里人就被抓起来，人们无奈之下就去天安门喊出自己的心声，虽然一声“法轮大法好”会让人身陷囹圄，但是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修炼者无畏无惧地出现在那里。

我决定也要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理由也很简单。譬如你有一个好朋友，你一直受惠于他，但是他有难了，你不但不去帮他，反而心安理得地继续享受他带给你的恩惠。我们全家包括我自己都受益于修炼法轮功，如果我们继续修炼下去，会接着受益，但是当法轮功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出公道话，但是我们还坐在家里心安理得的，至少我自己不想那样。

我自然知道此行的危险，在我的成长中我奶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想在出发前去看看她，报答她这些年对我的付出，并准备把自己平时攒下的一点儿钱孝顺她。可在坐车回去看奶奶的路上，我装钱的小包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被人偷了，反正钱是丢了，我只好用仅剩的一点儿零钱买了两袋苹果给她，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但是很巧的是我遇见了一位正在看《转法轮》的阿姨，我告诉她我来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她看我还那么小，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家里，后来又辗转了一个地方，我们开始晚上出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并印刷一些关于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告诉人们法轮功并非媒体所宣传的那样。

后来，在一天的半夜，有人敲门，我们问是谁，门外的人说“修水管”，我们打开门后，看到一个走廊都是警察。警察把我们全部带走了，其中一个警察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人生中的第一记耳光。

我们住在一起的所有人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夜晚，都被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在狱中

进牢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扒光衣服搜身，这其实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我进去的时候，那个牢房已经关押了很多来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的法轮功修炼者。看我那么小，被关了进来，很多人就围着我，当时法轮功师父刚刚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背给她们听，一边背一边哭。

谁知因为我背文章这件事，导致牢头极其不满，又或者是管教很不满，总之我为此吃了很多苦头。当夜，就让我两手背在背后，面墙蹲在地上，不让睡觉，蹲了不知道有多久，反正腿又痛又麻，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说：你们再继续让我蹲在这里，我就把头撞墙上，后来牢头怕承担责任，就没再继续让我站了。

可是折磨又换了一个方式，她们不让我上厕所，时至今日，我已经忘记后来怎么样我已经可以上厕所了。总之一个小小的我，感觉像个大人物一样，吃饭都有人看着。

大概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里，牢房里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收拾行李，要把她们全部运走。最后，整个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其他的都是刑事犯，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孤单。

后来又进来一位年轻的姐姐，她和她的婆婆带着很小的女儿来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警察把她的婆婆和女儿放了，她被抓了。我们俩决定开始绝食反迫害，大概绝食了两三天的样子，犯人把我们举报给了管教，我们两个就被分开了，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间牢房里。

这间牢房的刑事犯的态度好很多，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了不给工作单位、家人带来麻烦，同时抵制非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被抓后一般拒绝说出名字，所以为了方便，看守所就给每个人编了号，来代替名字，我当时的代号是“3749”，牢房里的法轮功学员叫我“小9儿”或者“9儿”。当时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真的很多，看守所装满了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需要睡在地下，睡在板上的也要一个人抱着另外一个人的脚睡。

在这个牢房里，法轮功学员之间可以互相讲话，也可以背《转法轮》，甚至一些刑事犯也觉得我们是很难得的好人，开始和我们一起学《转法轮》。其实一些刑事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真的不一定是坏人。在那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语文课上学的一篇文章：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当时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一定是不懂作者的真正用意的，在这里我忽然明白了。

当人们做了错事、坏事，被关到监狱系统里之后，在这个没有尊重、充满谩骂和弱肉强食的环境里，充其量起到了一些震慑的作用，根本改变不了人心。可是，只有人心变好，才会真正变成一个好人。

其中一个刑事犯女孩，和我们学了法轮功后，就可以看到金色的卍字符，她本来非常地沮丧，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还有一个刑事犯，本来是个记者，因为盗窃被关了进来。她的家人给她送进来一本《新概念英语》，自由活动的时候，她便让我教她英语，并把她的衣服送给我穿，分东西给我吃。

在那里，每天吃玉米面的窝窝头，还有非常清的白菜汤，有些家人给存了钱的，就可以买几包方便面，就是那种超市里卖的最便宜的那种。有人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会做一个“蛋糕”。什么样的蛋糕呢？就是把方便面捏碎，把玉米窝窝头也捏碎，然后把碎的方便面、窝窝头还有白糖拌在一起，然后在一个饭盒里压实。说实话，那真是我在看守所里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

在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终于得以吃上了一顿肉，印象中有肉、粉条、蔬菜都炖在一起，那天打了饭菜之后，我只吃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不知道为什么就被管教提了出去。

被提审

我被拷上手铐，带入车里，拉到了一个派出所，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年关到，据说哪个派出所能够问出法轮功学员的姓名地址，哪个派出所就能够拿到一笔奖金。那为什么挑了我呢？估计觉得我小一些更容易对付吧。

到了派出所，那些人首先说，你快说名字地址吧，这样我们好回家过年。我说，你们关押我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呀，你们不如把我们放了。这样几个回合过后，他们终于变得不耐烦了。

开始用筷子夹我的手指，用打火机烧我的眉毛，还有用什么重物把我打昏了，后来觉得身上一凉，醒了过来，原来他们泼了凉水在我身上。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久，我又昏过去了，他们害怕了，急急忙忙把我送回了看守所。

经过这些折磨后，派出所的人把我送回到监室，大家发现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变成了这样，包括刑事犯都觉得太可惜了，大家赶紧给我洗澡换衣服。她们又把我带到狱医那里检查，狱医确定我真的被打坏了。

中间过程我不甚清楚，但是看守所显然怕承担责任又把我送回到了派出所，后来派出所的人拉我到一个武警医院，给我挂了记不清几天的吊瓶，即便挂吊瓶的时候，也是把我的双手拷到床架上的。期间为了避免麻烦，那几天没有给我吃过一口饭，同时还插了导尿管。

在开去武警医院的路上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其中一个警察说：“她也没姓没名，我们把她拉到一个地方活埋了算了。”车里一阵沉默。

(待续)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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