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我是一位身处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七年，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李洪志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在听第一讲时，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上面却有个象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太在意。听完九讲，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邻居炼法轮功，她说我看到的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说我根基好，让我好好学。这样，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学法点和炼功点，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除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特别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

学法两个月时我出了一次车祸，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四针，锁骨骨折。不到一个月全好了，没影响工作。

患严重类风湿、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已濒临死亡的女儿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恢复了部份行动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包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来。我被带到公安局。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就感到无边悲凉，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

我前后遭六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离失所四年，从没说过一个不炼的“不”字。在艰难岁月中，作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不断的唤醒着众生的善念，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们十八人遭绑架。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两位同修因拒签，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我拿过纸写上：“我不写保证书。”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進门他就开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流着泪对他说：“你去我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吗？”我接着说：“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我花尽所有的钱，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结果炼法轮功炼好了。”

此时他一声没吭，最后如实的记录下我说的。但我还是被他送進看守所，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

到看守所第二天，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让我写所谓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就说：“我不管是谁不让炼法轮功，也不管江（恶首）说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是要坚持炼。”警察笑了，说：“你不写保证了，你写心得体会吧。”我把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他看了说：“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

两个月后，我第三次被绑架。那次是A县警察干的。当时我正在和兼职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像，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过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万言书，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讲了万言书里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是把我送進了当地看守所。路上办案警察说，以前听说大法好，不知怎么好，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

关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我就问一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声说：“别问我！”

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那天你女儿哭的很惨，说，叫你们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们年龄差不多，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我问：“留了吗？”他说：“留了。”

当时北京正开“两会”，我们征集了签名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计划将签名送“两会”。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

在日后因为营救一同修，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说：“谢谢！”他立刻明白了，说：“我没看见。”

关在看守所里时，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她从小窗户发现了我，喊：“某老师，是你呀！”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

第四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间。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从一日起，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我和警察面对面，但没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责任的呢，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就租大客车来、走着来，十月六日，达到高峰。

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气。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维柯车上拽，我不上，他们把我拽倒，一顿乱棒子，把我头打的有一个半头大，肩、臀部都大面积瘀血变黑，奇怪，就是不觉的疼。

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推上车不知往什么地方送。我们打开车窗，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车上的武警不让，还要打人。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孩子，你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炼，中央不让炼，我们是和平上访，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这点你要清楚。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你不能对我们动手。”听我们一说，那些当兵的都一动不动的站那了。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事要出去，站岗的士兵说：“阿姨，你要说你是哪的，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

二、几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

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按例每学期开学时要召开全校大会。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校长提前找我说：“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大会结束时，他只说了一句“某老师因炼法轮功被抓了”，没作任何评论。

我第三次被绑架时，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门撬开，把《转法轮》拿走了。之后，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A地要人，和警察说：我们老师很好，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警察不答应。校长说，哪天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还给了我一百元钱买生活用品。

我从A地转到本地看守所，又被关押了半个月，回来上班后，他把《转法轮》还给我，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打一壶开水，然后书记说：爱干啥干啥去吧。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

暑假之后，该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荣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三百元。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我是乘地铁回来的，没坐出租车，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你不要给他们。主任说：“我告诉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给啥，校长早就这样交待了。”

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八点多，那天挺冷的，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先到单位，公安处二十个警察都等候着呢，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交待审问的警察：“不准审，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后来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从审讯室下楼一看，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书记都来了，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那时规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她说算我出差。

后来，听市国保大队长说：“你还没到家，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每次都打电话，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别的单位一听员工進京就开除，我就奇怪了，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

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

二零零五年，我去单位要工资，单位又换了校长，是位男校长。他把我流离失所三十九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厂书记、组织部长、学校校长、书记开会研究，决定给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还非差那一点啊？”书记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呢。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

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我当时一穿小了，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我就转卖给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后也小了。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她刚工作，买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我忘了，她记住了。善能唤醒善。

三、要帮忙的学生们

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个警察说：“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一直对我很客气。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怀孕三个多月了，还被恶警灌凉水。我就找他说这事，他赶紧找人沟通，过了一会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从北京回来，被关進看守所。市国保大队长问我三个问题，一、炼不炼法轮功了；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三、法轮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远炼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说：判你三年，我给你减一年。我说：这不可能！

回监室，牢头说：你绝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关押進看守所后，就给负责的狱警、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过后他告诉我说他看《转法轮》了。牢头也帮助我，有的还成为朋友，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

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狱医、所长、狱警一大帮冲進室内，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

很巧，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后勤主任、CT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其实我啥事也没有。

在我所住的病房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三、四天，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最后他问我：“老师，你认识我吗？”他说了名，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在公安医院戒毒，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他说：“老师，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我的心里五味俱全，说：“老师没事，谢谢！”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

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警卫队所有人，从队长到烧锅炉的都是我的学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来人看望，送东西，打开水等，都开绿灯。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头子来了，背着手，一脸恶相，嘴里恶言恶语。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我一看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赶紧过来，一看是我，说：“老师是你呀！”我说：“想把老师送哪去？”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后，没写任何所谓“保证”，我回家了。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

第五次被绑架，我绝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我流离失所两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進我家对门的房子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听说还悬赏五万元抓我，并抓了我女儿（同修）和不修炼的丈夫，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Q是师父在部队时的同事。Q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结果：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他非但没爬上去，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

我求师父：师父，Q如果和师父有缘，请您让Q做点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我问Q：“我的事在哪解决？”他说：“当然在家里解决。”Q拿出车票说：“票都买好了，要赶车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他一个劲的说：“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北京的那些人都说你好。”

返家途中，我问Q：“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他说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一旦相逢时，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他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说，我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时我十五岁。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弯腰，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

关老师是个好老师，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路成河沟子了。我们过不去，关老师把他的自行车放倒垫路，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我十八岁毕业了，参加工作组，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泪了。而那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不到四十岁就脑梗卧床了。

再后来，我教学，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不当老师了，当了教委主任。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我们两地分居，关老师知道了，问了我丈夫的驻地，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并主管教育。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并盖了他的图章，让我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这个城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师有八个孩子，他一个都不管，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他都没给办。当年我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

Q受触动了，沉思一下说：“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帮你。”后来听说Q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Q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

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警察如临大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长握手，然后我走到国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一帮人马审了四天，最后念记录，大家包括我都乐了，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把我送進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关在女监室，丈夫被关在男监室，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错，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然后心就平静下来，心里轻松了。

半个月后，Q来接我出去了。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结果他们的车到，我正好坐车离开。儿子也没事，回学校上课去了；女儿回家了。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国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在所谓“三长会”上，国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这个人不够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就回家了。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后来市国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说这个人好象是检察院的，以前没见过他，以后也没见过，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他纳闷：那是谁呢？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

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迁居外地。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听我讲清真相后得救了，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出此文，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们大法子弟　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地”[1]。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传递〉

 

文章转载自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