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失控 中国各地出现自组织状态征兆

武汉肺炎疫情迅猛扩散，中国省份全部沦陷。为阻止疫情传播到各地，全国各地正在开启封路模式，从省份、城市到农村，当地民众接连制造路障封堵相连的道路，甚至乡间小路都被阻断。

湖北相邻的河南、江西，民众及地方政府相继调动挖土机挖断道路，阻止从武汉及湖北来的车辆通过，河南到湖北的大小道路有多条都遭到挖断，不仅湖北已成为中国境内的“孤岛”，各个省市也都正在成为孤岛。

面对这种局面，1月28日，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公安部应对疫情的会议中发出指令：对各地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 要依法处置。

中共公安部的指令，释放出中共中央政府，正在失去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控制。这一点，还有多个迹象和信息。

武汉市长和市委书记“甩锅”中央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说，武汉最初之所以没有及时发布疫情，是因为武汉政府要披露信息必须先上报中央，得到“授权”。这种说法直接把隐瞒疫情的责任“甩锅”给中央。

1月28日，在湖北省举行的疫情发布会上，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回应为何“确诊病例大幅增加”的问题时表示，由于“国家检测权”下放到湖北省，样本不再需要送到北京，“检测能力、速度提高”导致确诊人数大幅增加。马国强的说法，等于爆出大料，支持了市长周先旺的说法，不再遵照中共官场地方官员为中央高层担负事故责任的惯例和规则。

这一点，在几十年中共历史上极为少见，只有当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时才会出现。这表明如今中南海正在失去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控制。

中国省市各自为政 进入自组织状态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1月30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以不打招呼的方式，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农村社区等地检查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但在农村社区检查时，娄勤俭一行却被拒绝入内，娄勤俭随后又到南京市栖霞区桦墅村，车子到村口时，再次被身穿制服的治安人员拦下。

江苏地方长官老大被拦截，这条新闻说明，中国地方省市地区已经进入自保、自救和自治的状态。

翻看多个省份的新闻报导，面对疫情的处理，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信息：浙江人正在称赞自己的老大有胸襟，四川人在称赞自己的老大专业化、河南人为自己的新老大果断而骄傲……

因为疫情形势严峻，中央政府要求仅延长假期三天，而广东首先自主决定再延长假期一周。

种种迹象表明，在这次可能是一次世纪大瘟疫的危局下，为了保命，中国各省已经在事实上各自为政，进入自组织状态。中国民众正在打破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几十年的全面控制模式。

其实，如今中国社会的状态，像是历史的重演。

清朝“东南自保”的历史重演？

东南互保，或作东南自保，是指清末八国联军时大清东南各行省督抚不理会朝廷命令，不与列强宣战，避免与大清一起陷入战争局面。

1900年6月21日，慈禧控制下的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八国同时宣战[注 1]。

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张謇、赵凤昌等人分别劝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抗命，李鸿章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没有了共产党 中国会更好

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统治前的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

古时朝廷委派官员只到县令一级，其下则进行乡绅自治，中国自有“县宁国安，县治国治，下乱，始于县”的说法。

仅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后惊奇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

中共建政后，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二元式结构，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

1989年中共在六四屠杀前，北京全城居民声援绝食学生阻挡军队入城，当时中共暂时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北京民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人们自发地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热情、甚至连小偷都停止了工作。

在那段时间里，一个当时亲历的人这样说：“作为市民和干部，那些天，我感受到一股正直的民族气概。罢工、罢课、百万大游行，声讨贪腐，要求民主……没有人再计较是非，5毛1块地积累着财富的小贩不再和学生算计钱，成车的水和干粮、盒饭免费运进广场，物价也没涨，经济也没瘫，警察也都不横了，连小偷都罢偷了。无政府的北京，秩序空前的好！哪个说百姓素质低？”

在2011年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广东汕尾乌坎村维权事件中，中共的党委被赶出了乌坎村，村民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向世界展示了在没有中共党组织下，中国农民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高素质与民主能力。人们惊奇地发现，没有了共产党，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轻松和美好。

事实说明，一旦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人就会立刻发生根本改变。

如今，在这场世纪瘟疫继续扩散的危局下，所有的中国民众，都需要抛弃对中共的幻想，采取自救和自治措施。各地官员应该最大限度地从保护民众利益和生命的角度出发，突破中共体制的束缚和信息封锁，做出正确的选择。

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更好。

文章转载自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