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文曝基层防疫人员成传染源
尽管中共将防疫新冠肺炎（武汉肺炎）提升至“人民战争”的高度，但大纪元获得中共湖北省防疫指挥部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严厉的“防疫”措施更重视隔离和控制，而忽视生命和健康，这场防疫战的目标更像是维稳和加强对包括健康人群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控制。
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作为新冠瘟疫的风暴中心，其疫情和防控措施已成世界关注的焦点。
2月13日，习近平任命两名有政法背景的亲信替换了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湖北各地防控措施随之再度升级，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最严格的24小时封闭式管理。
2月16日，武汉当局发布紧急通知，发动为期三天的拉网式“清零”大排查；要求确保确诊患者100%应收尽收、疑似患者100%核酸检测、发热病人100%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100%隔离、小区村庄100%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通知还要求，通过送物资、查体温、发卡片等多种方式进行全员排查，原则上不能以微信、电话报平安的方式排查，要确保见面率100%。
如此严厉、近乎监禁式的防控，再配合政府发布的节节下降的病例数据，中共严苛的“防疫总攻”似已见效，武汉、湖北和中国的疫情看似“可防可控”。
不过，大纪元得到的中共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内部文件，透露出不同的信息。
文件披露 武汉最严防控未能“清零”
依据中共的官方疫情数据，截至2月20日，武汉市有37,448例确诊病例，以及2,820例疑似病例。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以及党媒报导，截至2月20日，武汉市48家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20,989张，已用床位19,313张；武汉市已投入使用15座方舱医院，收治病人9,300多人。
考虑到方舱医院只收症状轻微、且能生活自理的病人，由此可知，至少有11,655名已经被中共政府登记在册的确诊和疑似病患，并未被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收治。
但在现实中，武汉市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有多少？通过网络上患者发布的求救信息和海外医学界的模型测算，可以肯定的是，真实人数远远超出中共版的病例数据。
湖北省防控指挥部2月19日的《督查日报》，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当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截至2月18日24时，江汉区疑似患者157人居家隔离，一般发热患者71人、密接人员1,535人未集中隔离。硚口区疑似患者270人居家隔离，一般发热患者563人、密接人员1,580人未集中隔离。”
2月21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截至20日24时，硚口区一般发热患者居家观察368人，密接人员居家隔离1,357人。汉阳区一般发热患者居家观察273人，密接人员居家隔离362人。江汉区和江岸区反映，其他发热患者和密接人员全员集中收治还存在一定困难。”
江汉区和硚口区，是武汉市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区。这些未被集中隔离或医治的病人，有多少是已被上报的病例？又有多少是以前未被发现或“认可”的病例？如此关键的问题，《督查日报》却完全没提。
这个细节至少透露了，准确的疫情数据并非中共“防疫”真正关心的内容。
事实上，在武汉市2月17日至19日三天拉网式大排查期间，在中共“官方”疫情数据中，武汉市的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不增反降。这表明，社区一线人员排查出的那些疑似和发热病人，显然未能入了防疫指挥部的眼，并未被纳入疫情统计，而只是作为需要集中隔离的对象、被秘密上报给防控指挥部。
换言之，目前至少有逾万名感染或疑似感染病毒的武汉市民，既无处求医，亦无床位被隔离。这些病人及其接触过的民众的生命健康，正处在危险中。而内部文件表明，中共的防疫指挥部对此并不关心。
文件泄露基层风险大 或催发新感染高峰
大纪元获得的来自中国各地的防疫文件显示出，中共正在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手段来控制疫情；然而，漠视人命的中共体制，令严控措施变成了双刃剑。
2月19日的《督查日报》可以证明，武汉市的最严防控措施，不但未能将疫情扩散风险“清零”，反而可能给疫情火上浇油，帮助病毒扩散。因为相比于控制病毒，中共的“防疫”更重视对人员的严密控制。这就导致了，执行防疫（控制）政策的社区一线人员，在防护不足的情况下，自身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的载体。
例如，19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街道社区干部工作强度大、感染风险大，“因为无人替岗，密接者（密切接触人员）仍坚守岗位”。
“该街道（武汉市武昌区珞南街）博苑社区干部职工除书记外均受到感染”。“硚口区水厂社区和建国社区均有社区工作人员确诊病例，但其密接者仍在继续工作”。
“荣华街建国社区有一名工作人员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11日确诊入院……目前社区17名工作人员，已有7个因病不能上班。疑似病人的密接人员仍在岗上班”。
“武昌区水果湖北环路社区，书记已确诊入院，副主任患病在家……张忻欣（副书记）正从一个死亡病人的家里回来，全身除了一个口罩外没有任何防护”。
在防护用品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这些社区工作人员如果与居民100%见面排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共各级防控指挥部的文件，对这些执行严控政策的社区一线人员，都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一线人员医疗保障不足”的说明；但对于如何解决他们可能被感染的问题、以及可能在工作中大面积传播病毒的危险，只字不提。
另外，2月19日的《督查日报》还解释了，为何有病患不愿或不能去集中隔离点。一部分人是担心交叉感染、环境不好；还有的是生活不能自理，集中隔离点不具备条件收治。
事实上，医疗系统至今仍然缺医少药，再加上在封闭空间内容纳大批患病人群、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使得中共“集中隔离”的防疫效果备受质疑。
只隔离不防治 交叉感染风险大
而2月19日的《督查日报》也指出，部分集中隔离点有交叉感染风险。例如在湖北省内仅次于武汉市的疫情重灾区黄冈市，“黄冈市红安县尚客优连锁酒店隔离点，一楼未划分病患区、医务人员区，医务人员未穿隔离服在污染区工作，且同密切接触者同住酒店三楼，金都大酒店隔离点在工作人员通道进行护目镜、防护面屏消毒操作，二个隔离点均存在较大的交叉感染风险。”
19日的《督查日报》还披露了一个事例，“武汉市被隔离人员臧曌反映，首次核酸检测阴性，CT检查感染，到武昌区中南路全季酒店隔离点后，该隔离点无医护人员巡诊，未开展体温测量、核酸检测采样，也不提供治疗药品，近日复查CT，感染进一步扩大，欲取得家中备用药品也无渠道，不知该怎么办。”
而2月21日的《督查日报》还列举了几个案例，从侧面证实了外界担忧的方舱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以及大纪元早前报导的中共苛政下的新冠病患“出院率”造假现象（《新冠肺炎出院人数破万？一线医生揭实情》）。
“石晓东反映，2月3日作为疑似病人在硚口区千寻酒店隔离，期间二次核酸检测阴性，未安排CT检查，2月18日隔离期满，由于还有咳嗽症状，未被解除隔离送入沌口方舱医院，到方舱医院后未查CT、核酸，病人认为自己至今未确诊，不应送到方舱。”
“鲁惠菊反映，2月5日核酸阳性，入住黄陂区中医院，期间仅做一次核酸阴性，2月17日医院让患者出院，不符合出院标准。”
这些例证都表明，政府对于集中隔离点的致命弊端，是心知肚明。但中共依然将大力兴建方舱医院等集中隔离点、以及升级严控，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措施。
医用物资“保障”了谁
在针对病毒的防疫战中，医疗物资相当于武器，直接关系到防疫效果、甚至成败。无论是在医院、集中隔离点还是社区一线，医用防护品都是最重要的物资。
在过去一个多月中，网络上武汉一线医生护士的求援声，与被曝光的武汉红十字会和当地政府处置医疗物资的黑幕，构成了鲜明对比，令政府公信力彻底破产。
即使现在中共消灭了网络上的异议声音，并每天公示“官方版本”的医用防护物资分配情况，但各级防控指挥部的内部文件显示，医院和基层依然缺少防护品。
在医疗物资短缺的条件下，中共的防疫指挥部又是如何“保障”物资的呢？2020年2月17日的“武汉市政务信息”，泄露了中共“物资保障”的底细。
该文件披露了武汉市主要医疗物资保障情况，“截至2月16日24时，主要防护医疗物资中，防护服库存16771件，日需求量77704件；N95口罩库存20755件，日需求量130010件……2月16日，向各区及各相关医疗机构共调配防护服55042件、N95口罩131450个、医用外科口罩517250个”。
这说明武汉市的医用物资库存严重不足。并且，文件所说的“日需求量”，不像现实中的防疫需求，而可能是受限于政府（包括武汉市）能够“供应”的物资数量。
例如，根据2月16日湖北省防控指挥部公示的医用防护物资分配情况，当天调配给武汉市的医用防护品包括，防护服7万套、N95口罩16万只、医用口罩55万只。
该文件特别提到了医用口罩的生产和供应情况，例如“汉南华仕达（笔者注：应为“华世达”）生产口罩30.5万只，出库口罩30.5万只，销售给武汉协和甘霖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12万只，辖区及市内行政事业单位18.5万只”。
此处的“华世达”，就是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湖北救援物资倒卖事件”的主角。
位于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的武汉华世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先前在国内并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新冠肺炎发生后，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向华世达公司紧急核发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准许该企业在国内生产医疗防护品。
“华世达”是否倒卖了湖北救援物资，尚未可知。但被武汉市政府文件列为生产医疗保障物资的这家公司，当日生产30.5万只口罩，其中12万只卖给了一家批发医疗产品的私营企业，剩余18.5万只卖给了当地政府的行政事业单位。而当天调配给整个武汉市、作为保障物资的医用口罩，总共也才55万只。
也就是说，武汉当局自己组织的口罩等防疫医用物资，要么是给政府部门自用，要么是拿到市场上贩卖；并未用于保障防疫和医疗，而只是保障了政府官员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利益。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