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上书高层痛批中共体制极端酿恶果

学者赵士林上书高层痛批中共体制极端酿恶果

武汉肺炎疫情在去年底爆发，但中共当局从地方到中央一直隐瞒疫情，致使疫情失控，并传到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疫情已造成全球性灾难。继清华大学许章润后，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在2月、3月两次写给习近平的“庚子上书”中，直指铸成疫情凶猛蔓延的大错有五大原因，如体制极端维稳惯性、报喜不报忧习性等。同时，痛批中宣部打压舆论、封锁真相，终酿成今天的社会恶果。

第一次上书：造成此次疫情凶猛扩散的五大原因

赵士林2月23日的上书力数造成此次疫情凶猛扩散的五大原因，其中包括体制极端维稳惯性、报喜不报忧习性、唯上唯权僵硬机械性、公民社会功能丧失、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

信中说，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扭曲了很多社会问题的处理……迄今为止，内外权威渠道都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证实，今次疫情，决策者一开始就知情，唯有百姓不知情，但遭殃的只有百姓。

因此各级官吏共同刻意隐瞒疫情，不惜置民众身家性命于不顾，不惜隐瞒真相导致疫情扩散激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疫情初期决策者心存侥幸，未能迅速动员全社会及早采取切实有力的防控措施，一再错过防控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和这种以政权为本位或者“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极端的扭曲的维稳思维有直接联系。

信中提到，由于体制的鼓励，报喜不报忧，成了由来已久的习性……在防控疫情最关键的决策时刻，1月7日的顶层会议上，决策者虽要求注意防范，仍指示不能影响节日气氛。

湖北、武汉两级党政负责人在已经清楚了解疫情凶险的情况下，仍在欺瞒公众，误导舆论，打压专业人士对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级指示，丝毫不讲变通，未能主动紧急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

政府高层官僚作风依旧，基层只能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临时组织的“红袖箍”则无法无天，动则大打出手，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如此焉能不导致疫情蔓延，人间惨剧外加人道灾难？

信中说，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八位医生的遭遇是突出的案例。信息不透明不通畅，披露真相的舆论功能遭到打压，深层原因是对言论自由的忌讳。

信中还说，由于上述五个体制性原因，我们人为地错过了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不能不冒昧地指出，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的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首要责任在习近平总书记。人为决策失误和体制根本弊端导致本来可以遏制于萌芽中的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祸及世界。

第二次上书：中共中宣部打压舆论酿成恶果

赵士林在3月2日的第二次上书中，他以李文亮事件痛批中共宣传机器，直指中共中宣部打压舆论、封锁真相，剥夺言论自由，终酿成今天的社会恶果。

信中表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信息的巨大危害。这种倒行逆施令广大医护人员噤若寒蝉，严重地阻碍了一线专业人士对疫情真相的及时披露和防控，从而导致疫情凶猛蔓延。

剥夺言论自由酿成社会恶果的事件所在多有，本应引起宣传系统的深刻反思，但匪夷所思的是，有关方面非但未能汲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反而在疫情汹汹，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之时，变本加厉地封锁网络舆论对疫情的各类报道，打压在防控疫情第一线披露真相的民间人士，这不能不令人心寒齿冷。

特别不可取的是，与倒行逆施继续打压舆论、封锁真相的同时，宣传系统又开足马力，在国难当头，疫情仍不断夺去一个个同胞生命的严峻时刻，以《大国战疫》为标志，迫不及待地掀起了歌颂领袖英明，赞扬制度优越的宣传攻势。

信中质问：请问宣传部门，疫情严峻时刻，维护领袖形象重要，还是抢救百姓生命重要？不顾万民号泣、心中只有领袖，合适吗？国难当头全民抗疫之际，宣传部门念兹在兹的仍主要是宣传领袖……这真的有利于领袖？

信中表示，制造灾难，消费灾难，赞美灾难，每一次灾难都变脸为政绩，每一次丧事都办成了喜事，是贵党有关灾难宣传工作的惯用套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种宣传无异于伤口上撒盐……。

信中说，国难当头之际，多少人间惨剧？多少人道灾难？尸首丛中自吹自擂，白骨堆上歌功颂德，于心何忍？

大陆学者、民众频频痛批中共

近日，北京市民薛扶民在网上实名举报主导出版《大国战疫》一书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批其缺乏对人民的关爱，应追究政治责任。

王沪宁是目前中共文宣的最高负责人。

2月29日，当时武汉疫情依然凶猛，《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引起网民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