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 ——每个人都可以努力

“太惨了！本来面对这种灾难就很难了，（中共）还人为的进行限制，掩盖疫情，不让人说实话，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太让人难过了！”定居美国已经二十多年的华人于女士（化名）一大早上班就忍不住对办公室邻座的华人同事倾吐她的愤慨、郁闷和难过。

《发哨子的人》屡遭封删藏不住

于女士早晨刚读完一天前《人物》杂志三月刊以“发哨子的人”为题的报导，心情沉重。原本没留意这篇文章的她，收到中国国内同学的推荐，并告诉她，这篇文章马上就会被（中共）封杀的，所以她赶紧找来看了。果然，该文章发表不到两小时，就遭到中共网信办全网删除。好在广大网友们各显其能，以各种奇招转贴此文，使文章继续传播，身在美国的于女士才得以在海外的网站上看到了转载的该文。

训诫、约谈、保证

文章专访的艾芬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也是该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同事。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她拍下一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并将其中“SARS冠状病毒”字样画上红圈，传给自己的同学以及医生群组，希望他们注意防范。

这份报告此后在医生圈内广为流传，其中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也转发了这份报告影印件。后来的故事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八名医生遭到警方训诫，用书面形式承认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行为”、“严重的扰乱了社会秩序”，并表态自己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停止违法行为”。该《训诫书》并警告被训诫的医生说，“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收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被民警训诫的医生乖乖地在打印好的《训诫书》上写：“明白。”

在几乎科学至上的现代社会，这种不经专业调查、外行训诫内行的奇闻，恐怕只有在专制国家才会被视为“正常”。

艾芬因为将带有“SARS冠状病毒”字样报告作为警示信息传给同行，在今年一月二日被医院纪委约谈。她说，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那次约谈对她打击非常大，回来后她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她，她就不能回答了。

醒悟：如果……

艾芬说：“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一月一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如果疫情不被中共掩盖，老百姓确实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三月十一日在华盛顿表示，如果中国（中共）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可能会提前两个月。他还表示：“在那两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共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卫组织（WHO）团队到达现场，象我们提议的那样，让美国疾控中心（CDC）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病例。”

然而，象“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六四学生运动”、迫害法轮功等各种害民抓权运动一样，中共体制下的人祸，再一次把人们推入了悲惨境地——武汉人、中国其他省市的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灾难性的悲剧。

理解：有了同样的感受

武汉肺炎在中国大规模扩散，无数家庭家破人亡，于女士国内的亲戚认识的朋友就夫妇双双于十天内死于武汉肺炎。病毒也传播到海外。如此触手可及的危险令于女士心情极为不安，既忧虑自己的健康前景，又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这也令她更加痛恨中共无视人命关天，掩盖疫情只为维护权力，用各种粉饰太平的虚假信息把无数民众的生死悬于一线。

于女士的一位同事是法轮功学员。于女士对这位同事感慨地说：“当年经历过六四，我就知道中共的宣传造假。后来这些年，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些方面，因为觉得自己也改变不了什么，不想让自己太累。这些年看到你们做的那些事（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身在其中，真的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去努力，有了同样的感受。”

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每个人都可以去努力

中共的邪恶早晚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能看清这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去努力。

就如艾芬在接受采访时所感叹的：“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象于女士这样的反思与醒悟是个例吗？于女士说，她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同学们多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比我还清醒，还敢说！”

文章转载自  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