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外的呐喊

（一）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实很像是连成片的四合院。无数的高墙把天南地北的人们拘束在不同的封闭院落，东院的人听不到西院的哭喊，南院的人看不见北院的苦难。高墙内外的人们抬头望向天空，这唯一的共同视野中，明晃晃挥舞着鲜红的党旗。

墙的历史比大多数人的生命都要长久，它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悄无声息地矗立起来。捧着小红书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们，围成一团听工厂、学校里的大喇叭，讲毛主席万岁，讲社会主义好，那时所有的高墙只有一种颜色，所有四合院里只有一种声音。

后来声音变得五花八门，墙也成了五花八门的颜色，高墙下的人竟成了砌墙的劳工，人人都不自觉地为墙添砖加瓦，五花八门的声音还是透不过五花八门的院墙。

（二）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艾芬近日接受了《人物》杂志3月刊的采访，她称自己是“发哨子的人”。2019年12月30日，她拿到了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用红笔圈出了“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同是医生的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他，同时也发到了科室医生群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报告的人中就有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次日，艾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训斥她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艾芬的行为是“专业人士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的造谣生事”。训斥艾芬的领导之所以如此疾言厉色，是因为在会上当众受到了他的领导的训斥。

这位一直以来勤勤恳恳工作的医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整个人一下子就蒙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

但艾芬无力抗衡整个体制的压力——没有一个普通人顶得住破坏“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的帽子。她在采访中提到：“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武汉市中心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由于疏于防护，这家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3月9日，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超过200人感染，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用ECMO维持。殉职医护人员中有一个国人熟知的名字：李文亮。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艾芬在采访中表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训斥艾芬的领导，和训斥她领导的领导是否也会后悔，我们不得而知。“大局”、“组织”、“原则”、“纪律”，是中国体制内的通行证和座右铭。这些党政的傀儡们浑浑噩噩地上行下效着僵硬的口号，不经意地筑起厚重的高墙，隔绝了救命的声音，窒息了墙内千万鲜活的生命。

封闭在不同四合院内的人们，看不到墙外的光景，只能抬起头，看到猎猎翻飞的党旗，鲜红如血。

（三）

总有勇敢的人不顾一切地打破高墙，要嘶吼着告诉同胞们真相。有的武汉一线医生或隐晦或直白地的吐露疫情实况，有的人化身“公民记者”，前往医院、殡仪馆暗访，利用外媒发布搜集到的信息。

1月24日，疫情爆发前期，孝感市湖北航天医院的胡电波医生冒险实名公开了一份疫情数字，“处置就处置吧，人命关天”。

陈秋实是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律师，他在城市被封锁期间赶至武汉，要将武汉的声音传递出去。他录制的视频，让人们看到了疫情中心未经过滤、往往是令人心碎的画面。医院外排着的长队、虚弱的病人、焦虑的亲属。几天后，陈秋实失踪，朋友和家人认为他已被强制隔离起来。

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自2月16起，对武汉市疫情实况进行了暗访调查。他先后到了武汉百步雅亭社区、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青山殡仪馆等地进行实地采访，先后在YouTube发布了数条采访视频。他最后一条视频被疑似中共国安的人破门而入打断，至今消息不明。

大陆的互联网上，相关信息被封禁一空。这些冒着巨大风险送出的真相，鲜少送达被院墙封闭的同胞手中。

勇士的嘶吼很快被淹没在高墙巨大的阴影里。而赞歌依然在唱。

（四）

这面看起来五颜六色的高墙，实际上从不欢迎“不期而至”的色彩。

据湖北广电融媒体、中国新闻出版网报道，近日，为“认真贯彻落实湖北省委宣传部指示精神”，湖北正能量网络作家培训线上开课。首期线上培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施鸥以“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题材”为主题给学员讲授“写作技巧”，大家就“如何为疫情防控狙击战贡献文学力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一位进入公众视野的湖北作家，是在疫情中心书写“武汉日记”的方方。这位年近古稀的女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多部知名小说与散文。

2月9日，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

2月9日，距第一个武汉肺炎患者发病已有两个月，距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已有20天，距李文亮医生殉职不过3日，官媒带来的“武汉的消息”仍然一派乐观——刚刚建成的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里跳广场舞的大妈，“强防护，不恐慌”的宣传口号，似乎这个病毒肆虐的城市处处洋溢着积极与希望。

方方沉重又清晰的声音，就从这一片乐观的嘈杂中传来。

一个月后，武汉当局发动感恩教育运动，要求教育武汉民众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这一消息引发了武汉民众的悲愤。

3月7日，方方在日记中写到“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一个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向武汉几千个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制自己，几乎无人吵闹；政府要向躺在医院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长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外援的四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一个个生命；政府要向在封城期间，奔波在各条路上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志愿者们感恩，因为有了他们，这座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政府最要感恩的是九百万困守在家、足不出户的武汉人民，没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对于上述的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如此看来，湖北作协“正能量网络作家培训课”一层伟光正的光鲜背后，是何等灭顶的恐惧。他们怕极了第二个方方，第二份“武汉日记”，怕极了作家拿起锋利的笔杆，用最鲜亮真实的颜色，穿透那面早已摇摇欲坠的高墙。

宁愿乖巧的人用乖巧的笔，绘制一朵朵乖巧的假花装点在墙头，是假的，所以永不枯萎——直到高墙倒塌的那一日。

（五）

《人物》杂志对艾芬的采访，发布不久便被撤换。但这足够在压抑已久的中国民众中掀起狂风暴雨。人们用不同国家的语言甚至不同的密码文字重新书写这篇采访，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浩浩荡荡地转发，又被接二连三的斩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作为写作的人，希望下一代能够自由毫无挂虑的使用汉语”

空前激烈的舆情早已超出文章内容的本身，人们呼唤人权，呼唤言论自由，因为谁也不知这高墙编织的天罗地网何日会将自己卷入，只能绝望的瘫倒在墙内，听墙外的人唱着赞歌——这最讽刺的安魂曲。

人人都盼着墙的倒塌，盼着看到更多共同的风景。

鲜红的党旗如血，残阳如血。

（六）
当墙终于坍塌时，墙内墙外的人在废墟前拥抱、欢呼、庆贺迟来的自由。

可人们忽然发现，这一地被憎恨唾骂的废墟里，也有自己添过的砖，加过的瓦。

训斥艾芬的领导，和训斥艾芬领导的领导，并非党旗下唯二的傀儡。高墙内哭喊的人，也曾是千万砌墙者——在他们被高墙吞噬之前。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