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改历史?12证据紧咬中共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
首先我们要再跟大家说最后一次,我们在每一集节目推出之后,就会在节目底下发出一个置顶留言,里面会放上一组“免翻墙链接”,就是在中国境内不用翻墙,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与音频,而且还可以下载。大家可以用这些链接,向中国的朋友分享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们最近也有几部视频完成了英文字幕,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频道里,找播放清单(playlist),就可以看到一个英文的播放清单,只要点击进去,就会自动播放所有有英文字幕的节目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要聚焦在一个重点,就是中共要对这次的疫情蔓延全球,担负起最大责任。我们要提出许多证据,来揭露中共掩盖疫情的真相。
其实,过去这几次节目,我们一直跟大家聊到,中共发动前所未见的宣传战与外交战,对欧美国家进行“病毒甩锅”以及“口罩外交”。也就是“纵火者”一边把打火机和汽油桶甩给别人,一边高调地说自己是“救火者”。
这场高规格的“外宣超限战”相当罕见,也让海外专家提醒,中共正在通过外宣来窜改历史,要把病毒“去中国化”、“去中共化”。
中共的宣传战也引发欧美国家严重不满,不但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全面调查中共的责任,还要求中共赔偿损失;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确诊感染病毒之后也表示震怒,准备在疫情过后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并且可能会拒绝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
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欧美的震怒追究,中共外交部竟然说是欧美想要把病毒甩锅给中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他们难道不心虚,不愧疚?这些人试图制造出一只世界上最大的‘锅’甩给中国,让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但这‘锅’太大了,对不起,甩不出去的。 ”
这就是贼喊捉贼,不是吗?
至少有12项证据 中共难脱责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提出许多具体证据,来厘清这次中共病毒的来源以及疫情蔓延全球的责任,应该落在谁身上?谁才是这场全球病毒战的首要战犯?
我认为,至少有12项证据:
证据一:中共在疫情爆发前 已掌握病毒
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共病毒在去年底爆发疫情,湖北当局在12月31日才首度对外承认,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到1月9日才宣布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导致。
但是,早在2018年4月5日,央视就曾经报导过,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当时的受访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周鹏。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周鹏:“现在病毒已经分离出来了,我们也制备了相应的抗体、疫苗。”
到了去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举办了一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感染应对演习。这两个消息,是不是已经证明,病毒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国境内?因此早期的病例,才会都集中在研究病毒的武汉病毒所周边地区。
事实上,早在2015年11月,当时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就是现任的中山大学医学院长郭德银,就曾经在武汉病毒所举行一场“新发冠状病毒”的演讲。只是当时的“新发冠状病毒”,是否就是后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中共病毒?这可能得问郭德银本人了。
不过,从这些证据来看,中共方面应该早就掌握了这次的病毒,甚至还研发了疫苗,所以才会在武汉机场举行病毒演习。
而且,最启人疑窦的是,一般疫苗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完成,而日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才刚受访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
然而,中共军方在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不过,仔细看疫苗的照片上,写着生产日期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六个月,等于是军方早在去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
换句话说,中共军方早在去年8月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这次病毒,如果是这样,刚刚提到的那些证据,也就都一切合理了,不是吗?
如果中共早就掌握了病毒,为什么还迟迟掩盖疫情、应对迟缓,造成大量中国人民伤亡,这责任不应该算在中共身上吗?
证据二:学术研究与媒体证实 去年11月疫情已发生
香港《南华早报》在3月13日披露,根据中共内部资料,目前官方掌握到的第一名确诊病患是一名55岁的湖北居民,确诊日期是去年11月17日。比官方承认疫情发生,早了一个多月。
而且,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在今年1月24日,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一篇研究,发现他们掌握到的早期病患,最早发病的是在12月1日,也就是说,疫情的传播在11月或更早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所以,这两项关键证据都显示,中共病毒应该是在去年11月或更早就已经开始感染人,但当局为什么不吱声、不警告民众?这个责任,中共不该扛吗?
证据三:疫情爆发后 中共延迟向世卫通报
2003年SARS的教训震撼全世界,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通过新版《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要求世卫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如果遇到“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有责任在24小时内与世卫组织共享相关信息。
但是,世卫一直要到1月9日才发出声明,说中方初步证实,有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肺炎疫情。
无论中共是在11月或者12月才掌握疫情,中共显然没有按规定在24小时内向世卫通报,势必得承担延误通报的责任。
证据四:政治施压 不让疫情上报
财新网在2月27日刊登一篇调查报导,披露最早接受武汉医院委托、进行病毒基因测序的公司,被湖北卫健委官员通知说,不得再检测样本,并且要销毁所有样本,显示湖北当局在疫情初期,就已经有意掩盖。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吹哨者”李文亮的同事,她日前受访时,也透露在疫情发生初期,她曾经向医院高层上报疫情,却被医院纪委警告,说她在造谣;而医院高层也要求所有人不得对外透露疫情。显示上自中共官方、下到地方医院,都在设法掩盖疫情,营造自己的“好成绩”。
即便到了现在,武汉宣称疫情“清零”,即将在4月8日解除封城,但是仍有武汉医护人员披露说,市委书记王忠林下令不能再有确诊病例,否则“再有一例就追责”,从而让武汉“零新增”。
根据武汉民众流出的对话记录也可发现,尽管同济医院日前一天之内新增确诊一百多例,但当地区长为了保住官位,坚持不让疫情上报。
换句话说,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官方从疫情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进行政治施压,掩盖疫情真相。
证据五:掩盖疫情“人传人” 耽误民众防疫
疫情发生之后,中共卫健委专家王广发先是对外声称疫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结果十天后,王广发自己就确诊了。
1月20日,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才正式出面,对外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
然而,著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1月29日发表一篇研究指出,从425位早期病患来分析,武汉很可能在去年12月中就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也就是说,中共一直不愿公布疫情真相,一直掩盖病毒会“人传人”,从而导致大量民众无法提前防范,造成众多人员伤亡。这个责任,自然要算在中共身上。
证据六:隐匿疫情实况 假造数据上报
我们以前就说过,我们通过权威渠道得知,中共在疫情数据上造假,掩盖疫情真相,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中共官方的数据并不可信,所以我们也几乎不提。
事实上,从部分外流的地方政府公文也可看出,当局要求下级单位把疫情相关的内部文件与数据销毁,并要求接触过数据的人员签署“保密承诺书”。这么诡异的措施,很可能是为了隐匿疫情真相。
香港南华早报也披露,中共为了美化确诊人数的账面数据,特意把“无症状感染者”不列入确诊案例,这个计算方式并不符合世卫组织的定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至少有4.3万名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海外媒体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山东省的实际确诊人数,是官方对外公布的好几倍。
而香港电台的报导也披露,武汉医院为了配合当局的“疫情清零”、“复工”主旋律,用拒绝检测的方式,不让出现新的确诊病例,从而维持疫情的零增长。
这类隐匿疫情、假造数据的证据还有很多,就连最近武汉的殡仪馆开放病患家属领取骨灰,骨灰盒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宣称的死亡人数,也引发国际媒体的追踪调查,质疑当局隐匿疫情。
证据七:打压说真话的吹哨者、送哨者、公民记者
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共对许多敢说真话、讲出第一线疫情真相的人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还有后来向媒体披露武汉医院掩盖疫情的“发哨人”艾芬医生,不但遭到当局追查与恐吓,也被要求噤声。
还有前往武汉第一线拍摄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方斌以及陈秋实等人,后来都遭到当局抓捕,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证据八:打压说真话媒体 封锁疫情真相
在这次疫情当中,敢说真话的媒体屈指可数,而且都成为了中共打压的对象。
包括《财经》杂志的《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财新网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等等报导,都因为披露了医院第一线如何掩盖疫情,以及医院拒绝让病患住院进行检测以减少确诊案例等等内幕,遭到当局屏蔽删除。
中共宣传部还下令不准记者采访疫情真相,比如医院床位不够,社区出现疑似病例等等,只能报导政府如何调配物资,如何防范疫情等正面消息。
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频道等等,这些敢说真话、讲真相的海外媒体与自媒体,也都遭到中共的屏蔽封锁。
证据九:操控媒体宣传 营造“抗疫胜利”假象
中共的舆论维稳不只是体现在对真相信息的封锁,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加强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宣传抗疫一线感人事迹”是党内抗疫的重点工作。
因此,中共不但派出三百多名记者前往湖北与武汉第一线进行采访宣传,动用党媒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所谓“正能量宣传”,甚至还多次安排造假摆拍,传递各式各样的“好消息”,也因此造成大批海外华人与留学生相继回到中国去躲避外国疫情。
简单说,中共封锁一切不利当局维稳的真相信息,营造“抗疫胜利、一片大好”的假象,想要借此快速推动复工复产、宣传“党领导有方”,这种偏差、造假的舆论场,势必导致全国人民误判疫情。一旦疫情再次爆发,中共难辞其咎。
证据十:中共操控WHO,误导各国防疫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这次疫情当中帮了中共最多,却也害了全球各国误判疫情,应对迟缓,导致损失惨重。
谭德塞一开始宣称“对中共防疫能力充满信心”,接着强调“各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没必要对中国实施旅游与贸易限制;然后又坚持“疫情受控,不构成大流行”,等到被迫宣布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之后,却又宣称问题不是在中共,是“有国家轻视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
谭德塞的表现,如果说他是中共海外卫生部长,一点不为过。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谭德塞与中共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往来,只知道中共对谭德塞的母国埃塞俄比亚(衣索比亚)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援助。但是中共在国内疫情紧张之际,还高调捐出2,000万美元给世卫,让谭德塞高兴不已,再次对中共感恩戴德。
日前,中共领导人还回信给谭德塞,公开赞扬他在疫情中的表现,强调中共将继续坚定支持他。
从这些线索来看,不难看出中共对世卫以及谭德塞具有一定的支配力。这次全球许多国家因为世卫的错误资讯而误判疫情,中共绝对得扛一份主要责任。
证据十一:动用外交与外宣 把病毒甩锅外国
大家都知道,中共这次甩锅病毒的对象一开始锁定的是美国。中共先在2月27日派出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出来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但是钟南山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接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战狼,不对,赵立坚在推特上公开叫阵美国,用中英文写着,“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赵立坚的说法,引发美国政坛震怒,从白宫到国会都纷纷展开反击。
中共发现苗头不对,又开始想把疫情推给意大利。意大利专家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中共党媒刻意将人家的发言断章取义,宣称意大利疫情是在去年11月到12月之间爆发,比中国疫情要早,暗示病毒源自意大利。
党媒报导引发专家不满,专家出面公开指称,中共病毒“无可置疑地”是来自武汉,而且可能在去年10月以前就已经爆发疫情。因为去年10月,意大利曾经派出200人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不排除当时有人感染病毒,带回意大利。
中共又发现苗头不对,可能会穿帮,接着又想把疫情源头嫁祸到德国身上,说意大利的病毒可能是来自德国。
中共央视这两天又再次针对美国专家的采访,进行捏造窜改,宣称“美国科学家说武汉绝对不是病毒源头”,但其实专家本人说的,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绝对不是病毒源头。
好,我们看到中共外交与宣传体系,不遗余力地想把病毒甩到国外去,为什么这样做?如果病毒源头不是来自中国、疫情责任与中方无关,中共有必要这么急着切割转嫁吗?是不是反过来说明了,中共自己作贼心虚才急忙撇清呢?
证据十二:全球病毒 皆可溯源到中国
根据知名的流行病学网站Nextstrain的统计分析,目前为止,在全球各地出现的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都可以追溯到中国。所以在这张树状图上可以看到,右边是目前各国采集到的各种病毒基因序列,有二千四百多个样本,而这些病毒的起源,都可以向左边追回到中国境内。
要说明一下,Nextstrain的数据资料,是来自“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这个组织2008年在德国成立,由七十多位科学家联合成立,其中包括了7名诺贝尔奖得主,是相当权威的国际组织。
Nextstrain的分析里提到,这些数据“表明在2019年11月至12月某个时间,(这些病毒样本)共有一个共同祖先”。
用白话说,目前在世界各地流传的病毒,它们的起源很可能都是来自中国,而且是在去年11月左右开始爆发传染,继而向中国各地与世界各地传播,并且持续发生变异。
所以说,病毒的源头与疫情责任归属,中共都很难逃脱关系。
好,我们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至少有12项证据,证明中共必须对这场疫情担负主要责任,包括:
证据一:中共在疫情爆发前 已掌握病毒
证据二:学术研究与媒体证实 去年11月疫情已发生
证据三:疫情爆发后 中共延迟向世卫通报
证据四:政治施压 不让疫情上报
证据五:掩盖疫情“人传人” 耽误民众防疫
证据六:隐匿疫情实况 假造数据上报
证据七:打压说真话的吹哨者、送哨者、公民记者
证据八:打压说真话媒体 封锁疫情真相
证据九:操控媒体宣传 营造“抗疫胜利”假象
证据十:中共操控WHO 误导各国防疫
证据十一:动用外交与外宣 把病毒甩锅外国
证据十二:全球病毒 皆可溯源到中国
要强调一点,我们整理出这么多证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指证这次的中共病毒是来自中国,而是要强调,无论是在病毒的来源、疫情的掩盖误导等等,都与中共有关,中共当局必须对这场祸延全球的疫情,担负起最主要的责任。
最后,我们要借用华春莹的话来总结:这锅太大了,对不起,你们中共甩不出去的。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我们下次再会。
害己
战天斗地逆乾纲
欺世盗名邪难藏
蓄毒四海谋夕溃
狂哮舞爪落狱汤
唐浩
大纪元《世界十字路口》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