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香港对比 为何香港成福地
最近在网上有文宣将纽约和香港的疫情做对比。发现两地在某些客观条件上很相似。虽然从感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危险度而言，香港比纽约的疫情爆发风险明显要高，但两地疫情数据并未与风险度成正比。
纽约和香港同是世界金融中心，在人口方面，纽约是850万人，香港少100万，即750万人；游客量，两个地方的数字几乎一样，不过，当中从大陆来的游客，纽约每年接待110万人次，而香港则是5,100万人次，是纽约的46倍；纽约与香港距离武汉分别是1万2,033公里和919公里。
从客观数字来看，相比纽约，香港属于高危地方，无论从确诊人数及死亡案例都应该比纽约高。然而纽约的确诊数字是110,465宗，而香港只有1,016宗；纽约死亡个案是7,905宗，而香港只有4宗。也就是说纽约的染疫死亡率7.16%，而香港为0.39%。
到目前为止，中共病毒没有对应治疗药物，也没疫苗。两个地方的死亡率相差甚大。美国川普（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措施是“Flattening the Line”，就是如果可以减缓感染的速度，避开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确诊个案，令医疗系统崩溃，因为一旦系统崩溃，死亡率会飙升得很快。
香港染疫远少于纽约的四个因素
网民总结了四点为何香港处于高危地域，感染个案却是纽约个案的1%：一、不信政府；二、不信中国（共）；三、不信世卫；四、2月头尾，香港医护人员罢工以争取封关。
四个因素中，前三个因素林郑政府、中共、世界卫生组织（WHO），背后的共同元素是中共政权。
此分析与3月12日大纪元发表的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的观点不谋而合，文章开篇即说：“今年以来，武汉肺炎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蔓延，演变为令世界惊恐的瘟疫。瘟疫虽无情，但并非无迹可循，尤其是武汉肺炎在中国之外的扩散趋势，鲜明地点出了病毒的风向和目标：它是冲着共产党而来的。”
文章列举了海外两个疫情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和伊朗。
意大利是G7集团成员之一，却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于2019年3月与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为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伊朗疫情也严峻，而且染疫甚至死亡的有不少是高官。
英国首相确诊前的决策
最新的例子有英国，前一阵子英国查理斯王子和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相继染疫，约翰逊更一度进入重症监护病房。
今年1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及通讯部门官员到访英国，游说伦敦政府不要在建设5G无线网络中采用中国电讯商华为的设备。
1月28日，约翰逊宣布，允许“高风险供应商”有限度参与英国5G网络“非敏感部分”的建设，意味着向华为开绿灯。这一决定引起了美国政府和许多英国保守派政要的不满和愤怒。
华为有中共军方背景，而且依靠窃密发展技术，因此饱受质疑。华盛顿方面坚决反对让华为加入5G网络建设，认为这将带来国家安全隐患。可是，英国政府却不顾盟友警告，不理内部反对派的声音。
在官方拍板后，二十多名主张排除华为的英国保守党议员提出了一项电信基础设施法案，要求英国在2022年前终止华为以及其它“高风险”企业参与国内的5G网络建设。
3月10日，英国议会对此提案进行表决，最后提案因为二十几票的差距被拒绝。外媒报导指，约翰逊“顶住”了党内的反抗。
3月27日，约翰逊被确诊患上中共肺炎。
纽约如何变美国“武汉”
在美国，截至4月15日，全国确诊案例接近61万，单在纽约的确诊个案20万3,377宗，约占全国确诊个案的33.4%，堪称美国的“武汉”。作为世界第一大都会，纽约是全球金融、商业、文化和媒体中心，也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鉴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共在纽约的渗透也是方方面面的。
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市场向中共大量输血；联合国的信誉被中共绑架，世卫等组织被操控；纽约政要、权贵阶层为中共站台、发声；中共媒体在美国主流媒体付费插页；大学里充斥孔子学院等中共大外宣课堂；华人社区被利用打击不同信仰和异见人士；中共官方新华社和人民网登堂入室，在曼哈顿设立办公室；新华社宣传片在时代广场24小时播放等等。
3月12日，《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项强而有力的起诉书，指一项被称为“被动指数”的金融投资商品中，包括很多中共的军方企业，并要求取消这个“被动指数”。
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称，华尔街利用此类工具，将美国资本投入有问题的中（共）国市场的做法，比引入中共病毒更具威胁性。
罗金表示，购买“被动指数”的资金，会流入中共国防工业。他质问，美国投资者为何要为中共军工筹集资金呢？
中共通过利益收买主流媒体，直接以“特洛伊木马病毒”的方式，把中共宣传插入纽约主流媒体，把中共的虚假消息传遍全美。
中共官媒英文《中国日报》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美国主流媒体上，以付费的不定期插入方式，刊登中共官媒所撰写、编辑的英文副刊或插页。插页统一名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内容完全由《中国日报》编辑部撰写和控制。
《金融时报》2016年6月9日报导，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尚博（David Shambaugh）估计，中共“大外宣”费用每年高达100亿美元。
不寄望不信中共 港台避劫
反观香港，自从去年6月开始至12月底中共官方公布瘟疫爆发，“反送中”运动持续大半年，在运动过程中，香港人的反抗意识也越来越聚焦中共。这次运动的主力是年轻人，没有大台。
有一个说法就是，1997年主权移交时，香港人没反抗，错过了争取自由民主的最好时机，接下来二十几年，眼看中共政权逐步蚕蚀“一国两制”，所以为了下一代，这次的运动要反抗到底。
随着运动的发展，香港人不再寄望中共，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采取制裁行动。抗争的口号也出现了“驱逐共党”，乃至后来“天灭中共”。如果武汉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那么香港人在过去大半年，无意中在这个地方为防疫做了最有效的预防行动。
台湾也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远离中共是最好的防疫行动。
香港的遭遇，也为台湾打了防疫针，让台湾人看清“一国两制”的真貌，就是中共不可信，致令本来选情不乐观的蔡英文以800多万票打败了亲中的韩国瑜，连任台湾总统。疫情爆发后，因为世卫配合中共，排挤台湾，反而让台湾可以从美国方面得到真实的疫情消息，而台湾更成为防疫的典范。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