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舒兰疫情直击公安局绝非偶然

貌似疫情回落的中国大陆，近日多地又出现确诊者，其中增长比较快的一个地区是吉林省舒兰市，现已被认定为疫情高风险地区，该地有60万在籍人口。根据大陆媒体报导，截至5月12日，31个省区市及兵团新增6例本土病例，均在吉林，都是此前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舒兰疫情传染链共有22名确诊患者，21例在吉林，1例在辽宁沈阳。此外，吉林还有1例疑似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还有367名密切接触者在隔离中。

据报，舒兰首个确诊病例是45岁的公安局女性洗衣工，而其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以及其大姐、二姐、三姐、三姐夫等亲属在确诊者之列。至于感染源，尚无法确定。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吴尊友的说法，一种可能是这名洗衣工是在洗公安制服的过程中感染的，另一种可能是有些病人的潜伏期比这洗衣工的潜伏期更长，潜伏期造成传染。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即在洗公安制服的过程中感染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推断：舒兰公安局内有人早已经是无病毒感染者了呢？显然，这也是中共当局最为担忧的，是以整个舒兰市公安局关门，警察全部进行隔离。

在中共体制下，公安机关的最高部门是公安部，下辖各省公安厅和直辖市公安局，公安厅下还分为省会城市公安局、地级市公安局、县级公安局，除县级公安局问外，前几者均可按城市的区下分区分局。县级公安局人员编制大致在一二百人。舒兰市属于县级市，被隔离的367名密切接触者应大多是警察和他们的家属。

大纪元特稿《病毒针对中共而来》点出，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而来，其扩散趋势也遵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而蔓延。那么，在中国大陆，其针对的就是那些无可救药的中共党徒和追随者，就是定时、定点来淘汰他们的。因此，舒兰疫情首现公安局，而且找不到感染源，就绝不是偶然，而是病毒有针对性的而来。

中国古人说“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坏事做到一定程度，天灾人祸就接踵而至。舒兰公安局又做了哪些大恶事招来了病毒？

这当然与江泽民和中共在1999年7月掀起的镇压迫害法轮功的狂涛有关。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这21年间，中共各级公安系统紧随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并将迫害手法延伸到所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身上。各地、各级公安系统中的警察在这21年间，暴死、横死的也相当的多，因贪腐被下狱的更是不计其数，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李东生、孟宏伟、孙力军等。

再看舒兰市公安局的罪恶。据明慧网的最新报导，1999年至2019年，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共残酷的迫害：34人被迫害致死，61人被非法判刑，326人被非法劳教，148人（194次）被关洗脑班折磨，645人（1,140次）被绑架，322人（共469次）被非法拘留，160人被勒索、抢劫人民币达753,794元，还抢走若干电脑、打印机、刻录机、汽车、口粮、牲畜、家电等。

此外，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被迫失去正常的工作、被剥夺工作机会，生意被迫中止，其经济、精神损失无法计算。

在舒兰被迫害致死的34人中，有19岁的初丛锐因去北京上访，被活活打死。有杨俊峰一家四口两人被迫害致死，两人仍被非法关押。在被非法判刑的61人中，王文鹏遭冤判12年、付洪伟10年，曲洪祥9年、刘文涛13年、刘双慧8年、刘达鹏11年、李生成9年、宋冰14年、宋彦群12年、张洪伟13年、赵涛7年、赵靖岩10年、姜艳7年、高玉香10年、董立彪7年、谢贵臣18年……还有很多人遭受了酷刑折磨。

另据明慧网早前的报导，2018年7月18日晚十点，舒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调集市区和各乡镇派出所大量警力混合编组，非法入室抢劫，并绑架了12位法轮功学员与一名家属。这次行动是预谋已久的一场迫害，吉林市公安局、国保负责监听、监控该地区法轮功学员已有约一年的时间，因此是按照名单抓捕的。在法特与白旗镇，几乎每个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家都去了三、四辆车的警察，前后门围堵。因为是深更半夜，人们熟睡中被吓醒；老人和孩子被吓得大声哭喊；有位女学员穿的是短裤，有的警察竟然连衣服都不让穿上就要强行带走。非法庭审时，多数都是用监听到的法轮功学员讲话录音作为所谓“证据”。

以上数据、事例还只是明慧网披露的冰山一角，实际数字远高于此。而在这其中，充当中共打手的舒兰市公安局以及内部的警察们，扮演了怎样丑恶的角色，已显而易见。因此，此番病毒找上门，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们要明白，那就是报应已经来到，躲是根本躲不开的。而舒兰疫情直击公安局，也是在示警全国所有的警察们。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