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病毒学家为何治愈后仍受煎熬

刚刚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病毒顾问全球顶尖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五月初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透露，他在3月中旬感染上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当时他突然发高烧，头痛欲裂，“头骨和头发异常疼痛”，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感染上了病毒。

随即的检测证实病毒的确找上了门。于是皮奥特将自己关在家中的客房中，准备等待病情的好转。然而，随着疲劳症状的越来越严重以及发烧仍在持续，他决定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已经呈磨砂玻璃状，且严重缺氧。他不得不与其他人住在一个病房里接受治疗。

在住院的一个星期里，他徘徊在可能是末日的边缘，有时在想自己一生都在与病毒做斗争，但最终却“得到了病毒的报应”。

好在一周后病情好转，病毒检测呈阴性，皮奥特可以出院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煎熬仍没有结束：他的肌肉因为长时间缺乏运动而变得虚弱，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接受门诊治疗。他发现他得了一种由组织肺炎引起的肺部疾病，而这是由于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的结果。不仅如此，他还出现了心房纤颤症状，心率达到每分钟170次，而这也需要通过治疗加以控制，特别是防止血管阻塞事件，包括中风。

皮奥特这才意识到：“这种病毒的威力远远被低估了，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病毒非常狡猾，能够突破人类的一道道防线。这一次，病毒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在病毒面前更加脆弱了。”“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导致1%的患者死亡，而其余患者只是出现了一些类似流感的症状。但事情变得更复杂了。许多人将会留下慢性肾脏和心脏问题，甚至他们的神经系统也被破坏。”“让我们明确一点：没有新冠病毒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正常生活。”

虽然对于新病毒带来的后遗症有了清晰的认识，但作为全球顶尖病毒学家的皮奥特依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染上病毒，没有意识到这与中共有着密切关联。

1949年出生在比利时鲁汶的皮奥特，从根特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又在安特卫普大学从事微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后来在一家医学实验室工作。27岁时他和同事提取了来自非洲的扬布库一种新病毒，即后来被命名的“埃博拉”病毒。 不久，皮奥特和同事来到，调查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并与当地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一起，对感染者进行了有效隔离，消灭了疫情。他因此而被授勋，并扬名病毒学界。

此后，皮奥特继续参与传染病的研究与预防工作，曾担任国际艾滋病学会主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及联合国秘书长助理。2010年，他出任英国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院长。这是一所声誉卓著的医学院，英国三分之一的高等医疗教育和研究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在其1995年至2008年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期间，皮奥特多次访问中国，并在中共防控艾滋病方面多次予以赞扬。对此，中国大陆媒体皆有报导。

2001年11月，皮奥特参加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还专程赴山西参观，会晤当地领导，并走访了闻喜县的“温馨家园”。他还接受了中共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提到现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是那些共用针头的吸毒者，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将大大超过吸毒者，所以应该加强教育。

然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被称为“中国防艾第一人”的河南医生高耀洁就已经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披露，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 会受到惩罚。”“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高医生因此被中共当局打压，并最终被迫流亡美国。

对于这样人尽皆知的事实，皮奥特不会不清楚吧？但为何还要听信中共当局的说辞呢？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高赞中共。

2005年2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马尼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艾滋病正步入全球化的新阶段，它已成为当前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之一，亚太地区艾滋病形势继续恶化。不过，在谈到各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时,皮奥特特别赞扬了中国。他说，最近几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中共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这显示中共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和消除艾滋病的决心。他相信，如果中国继续加强对艾滋病的普及教育，加大媒体对艾滋病的曝光率，在全国各地布建更多艾滋病监控站，提高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流动人口的监控等,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年5月23日至29日，应中共卫生部邀请，皮奥特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太及中东处副处长梅塔一行前往北京、上海和广东考察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期间，时任副总理的吴仪会见了他们，并强调，中共政府一贯重视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合作等等。

2006 年 11 月 21 日，在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卫联合发布最新报告，报告中对一些国家提出了表扬，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指中国把防治艾滋病的重点放在性从业人员和吸毒者群体上，依旧忽视了采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途径。

2007年 7月20日，中共外长杨洁篪外长会见了来访的皮奥特。杨洁篪“积极评价中国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合作关系，赞赏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遏制艾滋病蔓延、保障全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发挥的重要作用，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皮奥特则感谢中共政府的支持，并愿意加强进一步合作。

2008年9月，皮奥特再次访华，卫生部部长陈竺会见了其一行。皮奥特再次赞赏中共各级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和决心，并表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所有联合国机构“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皮奥特还向中共卫生部国际司、疾控局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的负责人颁奖。

此次是皮奥特就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以来的第9次访华。访华期间，皮奥特还拜会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了司法部、中国红十字总会领导，参观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和佑安医院，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清华大学演讲，并被北京大学医学部授予荣誉教授。

皮奥特在艾滋病问题上为中共站台，使国际社会淡化了中国艾滋病背后不堪的真相，而这是中共渗透联合国机构又一活生生的例子。今年4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指出，中共已控制了三分之一的联合国机构，换言之，中共指派中共官员出任了粮农组织、民航组织、电信联盟和工发组织的一把手，世卫组织则是由谭德塞这类代理人替中共把持。这些国际组织被中共拿下后，执行中共的意志和政策，替中共攫取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利益。曾经为中共站台的皮奥特属于哪种，已不言而喻。

不过，皮奥特与中共的关联并未因其离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而切断，在其2010年出任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院长后，中共的触角亦触及，中国大学与研究所与其有了进一步的互动，比如，2015年9月17日，在该学院举行了中国“国家级热带病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挂牌仪式。

有意思的是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还充当了此次疫情出现后一直为中共站台的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就在今年1月30日，学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传播期之后，新型病毒的基本再生数（R0值）出现了下降。这意味着尽管未来几天仍会继续观察到与武汉有关的输出病例，但随着限制交通等措施的影响逐步显现，输出病例将逐渐减少。这与世卫和中共对外传递的信息近似，但从目前英国的疫情看，只能说这份研究误导了英国政府和英国人。皮奥特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正如大纪元特稿指出，中共病毒针对的就是那些与中共亲近的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皮奥特应是其中一员，自然病毒找上门并且在治愈后依然遭受折磨，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只是通过自身遭受的痛苦，皮奥特是否有所觉醒呢？至少在给冯德莱恩做病毒顾问后，不要再替中共站台了。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