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坦克碾断双腿 六四大学生遇见戒严部队军官

 

1989年中共六四屠城时，戒严部队低阶军官李晓明和应届大学毕业生方政，身处“枪口两端”，当方政被坦克碾断双腿时，李晓明正在跟着部队跑。命运的安排，多年以后两人在台北相遇，一起回顾六四事件，并共同接受《报导者》的专访。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以“反腐败、反官倒、求民主”为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年6月4日凌晨，运动被中共血腥镇压。

在这场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是，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英国2017年的解密文件说，中共军队在六四期间至少杀害了1万人，屠杀手段惨不忍睹。只要人们还记得，历史就会持续记载“六四”。

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也显示，“六四事件”期间，民众死伤人数高达4万人，其中约有1万454人死亡。

2020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1年周年纪念日。《报导者》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专访了首度在台北相遇李晓明与方政，他们一起回顾六四事件。

下面是《报导者》记者石武绥和责任编辑郝延的全文报导：

30年前，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戒严部队低阶军官李晓明和应届大学毕业生方政，身处“枪口两端”，并没有近距离的接触。6月4日清晨，方政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时，李晓明还跟着部队在北京市区外徘徊。

6月5日上午，李晓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做完截肢手术的方政，刚慢慢苏醒过来，躺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和李晓明相距大约8公里。

30年后，两人在台北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同台。5月18日上午，在华人民主书院等主办的“六四事件30周年研讨会”上，李晓明讲起30年前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见的一条留有弹洞的裤子，竟然激动到哽咽，一时说不出话来。方政就坐在李晓明右手边的轮椅上，静静地听着。

随后，作为评论人的方政发言说：“和他坐在一起，我也是第一次，感觉怪怪的，其实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这一席话讲完，台下响起掌声，两人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出来，紧紧握在了一起。

如果你和他们两人握过手，就会知道这两只手的力道。1964年出生的李晓明，精瘦的脸颊至今留有军人的坚毅；1966年出生的方政，严肃的国字脸上同样流露出运动健将的阳刚。

六四事件过去30年后，当年参与戒严的军人官兵和受难者之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握手，并在3天后接受《报导者》专访，也可能是昔日属于两个群体的人首次坐在一起受访。然而，这迟到了30年的握手言和，只是让他们成为述说六四真相的“战友”，并不代表统治者与民间和解的开始。

 

30年前枪口那端的他：记下长官说“绝不能向群众开枪”

1989年6月3日下午，身在通县（现通州区）三间房军用机场，116师高炮团1营2连中尉雷达站长李晓明看到北京东南郊的天色一片阴沉。5月20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他就在那一天随所在的第39集团军116师从驻地辽宁省海城市出发，22日到达了三间房机场，住在军用帐篷里。

三间房机场的出口有哨兵24小时把守，军人们出不去，除了出操训练，只能学习《军报》，也有人带了收音机，了解学运的情况。

军校本科毕业、分到部队担任副连职雷达站站长的李晓明，有点不知道如何面对学生。一方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另一方面，在部队被称为“学生官”的他，两年前也还只是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的学生。设想如果自己还是大学生，他觉得自己可能也会走上街头声援。

尽管思绪有点乱，但李晓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即将经历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于是找了一些纸记录日常。他记下了，刚到北京时，所在部队的长官进行教育时说的是：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绝对不能向群众开枪，谁开第一枪谁就要向历史负责。

上级的命令不期而至，但这一次命令的内容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戒严令”，要求6月4日早晨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

于是，116师的车队从通县朝着天安门广场进发。车上的军人之间并不怎么说话，气氛很是沉闷。

进入市区外围，一路上都有民众顽强堵截，甚至想方设法把部队切割开来，116师只能不断变更计划，迂回前进。他们先是到了朝阳区八王坟，又往南去到东三环路与广渠路交叉路口，再向西到了双井。

李晓明记得，最初阻拦的人并不多，但他们没有选择冲过去，而是退后，因此得到了群众的掌声。

但是，危机还是在不断升级。车队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时停了下来，然后通知大家去弹药车领子弹。

原本部队从海城出发时，官兵们已经领到了枪，军官是五四式手枪，士兵是AK-47冲锋枪，只是一直没有发子弹。弹药车的大门打开后，一箱箱子弹从车上抬下来。AK-47一个弹匣36发子弹，士兵们无需登记，随便领用。

这时周围也有少量围观的群众，震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李晓明觉得心情沉重，同时一触即发的冲突也让身为军人的他有些害怕。

到了晚上，116师依然举步维艰，师长许峰大校带了几个参谋穿着便装进入北京市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察看情况。这时开始有消息说，有其他部队已经在开进途中开枪杀人了。

李晓明记得，师长回来后脸色阴沉，告诉部下“我们收不到上级的命令”，就一头钻进通讯车里不出来了。但其实高射炮团1营的一台小功率电台，仍然可以收到对116师的呼叫。

午夜时分，一阵马达声把李晓明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看到一辆装甲车，将挡路的公交车顶开，全速向城内开去，车上有士兵正在朝天放枪，恐吓围堵的民众。

虽然116师依然按兵不动，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已经不再只是传言。

 

30年前枪口这端的他：为救学妹遭坦克碾过双腿

同样是3号晚上，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大四学生方政，正身在天安门广场上。从5月中旬──也就是李晓明跟随部队来到北京的时间开始，方政就经常来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

此时，学生们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20多天，静坐、绝食、唱歌、发表演讲。对此，政府和部队一直表现得还算克制。

就在3日清晨，军队再次企图进入广场的行动，又一次被学生、市民们挡了下来，对峙的双方也只是用唱歌的声量压制对方。士兵们撤回北京大会堂时，还赢得了掌声和赞赏声。没有人想到“清场行动”就要在这个晚上发生。

在这个无法被历史忘却的夜晚，从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以及14个集团军、空降兵部队等各处调集来的19支部队超过20万人，得到命令，从北京周边各个方向进入天安门广场，不惜一切代价──也就是获准开枪。

在西长安街木樨地到西单，在天安门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一带，在东长安街南池子街南口，枪声此起彼伏，陆续有市民中弹倒下，被送往医院抢救。

但对这一切，在那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广场上的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直到晚上10点多，方政和其他人才听说，部队正在朝天安门挺进，一路上已经开枪射杀了很多无辜百姓，还有人带着沾血的衣服到天安门广场，展示给大家看。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深夜11点，一辆装甲车单独开进了广场，遭到燃烧瓶袭击后，开始四处冲撞。在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当时身在天安门广场的作家刘晓波回忆说：

“突然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就响了，开始播送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国家已经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平定这场反革命暴乱。好几十万人的广场，半小时之内就空了，就剩纪念碑周围的这些人了，确实感到恐怖。”

凌晨2点半，军队包围了广场，将留下来的学生围在了中间。方政是其中的一员，他记得广场上大约还有3、4千名学生，有北京的也有外地大学前来支援的，和自己一样来自北京体院的有20多人。

大部分人坐在“英雄纪念碑”附近，另一些则围坐在纪念碑北侧学生们自己树起的民主女神像周围。3点半，刘晓波等人开始劝学生撤退。随后，台湾歌手侯德健等3人坐着车去找戒严部队，找到一位大校进行谈判。

大校向上级报告后回话，希望侯德健等人能够成功说服广场上的学生撤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在学生中主持表决，最后拿起话筒宣布撤离。

在占领天安门广场20多天之后，所有留下的教师学生，唱着《国际歌》，或是哭嚎著，互相搀扶著，撤出了天安门。

学生朝不同的方向撤离，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方政并不是当时的学运领袖，只是跟着大家走在一支队伍的后段。有一个同校低年级的女生非常害怕，他就让学妹跟在自己身后。

他们从南面退出天安门广场，沿前门大街走到新华北街，又穿过一条南北向的路往北，折到西长安街后，向西走到六部口附近。这里距离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出头，对面就是中共的行政中枢──中南海，这时是清晨6点左右。

忽然，方政听到身后有爆炸声，很快闻到了呛鼻的浓烟──有人说部队施放的是催泪瓦斯，但方政一直认为那可能是毒气弹。一颗在他身边爆炸，释放出黄绿色的浓烟，笼罩他周围两三米的范围，窒息的感觉顿时让人头晕目眩。

他想带着学妹往比较安全的人行道上移动，又是扶又是抱，试图帮着她翻过分割马路和人行道的约一米高的铁栅栏。就在此时，一辆坦克已经靠着马路的边缘疾驶过来，方政转过头时，已经看不清坦克的全貌，只见到大炮筒已经在面前了。

他推开学妹，自己却倒下了，上半身依靠在铁栅栏上，坦克从方政的双腿上碾过，把他向前卷起。方政整个身体跟着坦克的履带一起颠簸，然后又咚的一声落在地上。

“从毒气弹在我身后爆炸，到因为疼痛完全失去知觉，最多不过15秒钟。”

十几年后，有人给方政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主人公上半身倚靠在铁栏杆上，一条长裤已经破裂，两条腿血肉模糊，虽然面部被周围的人挡住，但从当时穿的衣服，还有剩下的长短不一的双腿，他一眼认出──那就是自己。

 

战士面对民众，学生面对警察

当时身在现场的一些人，记下了那辆碾压方政的坦克车，编号是106。据学者吴仁华的研究，这支部队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罗刚上校。

6月4日，116师只有347团在团长艾虎生的带领下，上著刺刀、喊著口号抵达了天安门广场。跟随师部行动的李晓明记得，那一整天他们都还是在市区外围“绕圈子”，晚上车队就停在一条公路上，边上是一片稻田，大家难以入眠，也无心闲谈。

5日清晨6点，38军作战处长站在一辆驾着机关枪的军车上，来到了116师，“押送”他们去天安门广场。

有部队开枪之后，北京的马路上已经几乎没有人，进发并没有太大的阻碍。但在经过一座立交桥时，周围的楼房里，仍然传出了“法西斯”、“刽子手”的叫骂声，有人从高处扔砖块下来“礼遇”军人。

身边有个名叫李伟的战士怒火中烧，对着立交桥开了几枪，弹壳崩到李晓明身上。他骂了战士几句，李伟没有再开枪。

9点左右，116师到达了已经满目疮痍的天安门广场。李晓明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大理石台阶、柱子已被坦克、甲车碾碎了，履带压过的印记清晰可见。

广场上到处都是垃圾，大多是帐篷、衣服、日常用品。他俯下身，在垃圾堆里翻找，发现了一条留有弹洞的黑色紧身裤和一件沾有血迹的花棉衣。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尸体，但一个叫韩红水的战士告诉李晓明：“站长，我们在清理垃圾时，看到了地面上有好几摊血迹。”

整个116师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李晓明所属的高炮团突然发现六连掉队了，据说被围堵在广场西南面的新华社附近。团部派一连连长于学军去接应，在接到六连返回广场时，两个连的官兵遭遇了群众的骂声和石块攻击。

于学军让战士对空射击，吓唬尾随的百姓。但后来李晓明亲耳听到一个战士吹嘘说：“我向人群中扫了一梭子。”一梭子就是36发AK-47的子弹。“战士和群众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这一梭子子弹，就可能造成十几人伤亡。”

李晓明随着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广场以外8公里的积水潭医院，方政刚刚苏醒过来。疼痛还那么清晰，伸出手却已经再也摸不到自己的两条小腿。手术中，他的右腿截肢到了大腿上部，左腿则被截肢到膝盖。

听医护人员讲，受伤后，他先是被送到了距离六部口更近的二龙路医院，因为伤势严重，那所规模较小的医院无法救治，这才转到了积水潭医院。

醒来后，他说自己是北京体院的学生，医院通知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又通知了他的家人。家人匆匆从安徽合肥的老家赶来，坐了将近20个小时火车到了北京，此时已经是6月7日下午。

6月7日，天安门广场情势已经稳定，李晓明所在的部队在那里驻扎了两天后，根据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分散到指定地区执行戒严任务。

116师的车队向东出发，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国际饭店。突然，楼上传来了几声枪响。整个车队停了下来，许多战士赶紧下车，趴在地上，向大厦开火。枪声停下之后，李晓明看到大楼表面的钢化玻璃碎开来，像雪花似的，一片片掉落在了地上。

国际饭店后面，就是外交公寓，很多外国大使馆官员、家属住在里面，因为也有不少子弹射向外交公寓，造成了一场“外交公寓风波”。第二天，很多外国人就离开了北京。

也是在6月8号或9号，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护士非常焦虑地跑来告诉方政，传说部队即将接管医院，抓“反革命暴乱分子”。伤势严重的方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如果被部队抓走，恐怕凶多吉少。好心的医护人员把他的病床推到了一间配电房，还给门上了锁。

过了一段时间，护士跑来开了门，告诉他只是虚惊一场，并非部队要接管医院，而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警察要来医院做调查笔录。

从面对警察的那一刻，方政开始了自己持续30年对于六四亲身经历的讲述。

 

30年后，握手和解

今年（2019）5月21日，李晓明、方政还有几位中国民运人士去了一次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正前方，摆着一辆充足了气的塑胶“坦克”，体积比真正的坦克车还要大，深绿色的车身两边印着红色的五角星还有“八一”字样。坦克的正前方，站着一个同样是充气的塑胶小人。

“坦克”的炮筒朝下，直直对着“人”。自由广场风大的时候，会把“炮筒”吹得上下抖动，仿佛是在调节开炮的角度。

这个场景，足以勾起很多人的记忆。

30年前的北京，一个市民以血肉之躯阻拦坦克的画面，被世界记住了。至今，这位螳臂当车的勇士真实身份仍未被确认，有人说他叫“王维林”，更多人称他为“坦克人”。

2009年，在八九学运领袖周锋锁、封从德等人的帮助下，方政到了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柴玲送给他一张合成照片，把“王维林”阻挡坦克的一幕和被坦克碾去双腿的方政PS在了一起。方政很喜欢这张照片，觉得这展现了“坦克与人的两种关系”。

而中正纪念堂的那辆“坦克”，则以类似形式艺术的方式，展示了人与坦克之间的第三种关系，方政觉得，它“不那么沉重”，但同样提示人们，不能忘记历史。

“拒绝遗忘”，是方政和很多中国民运人士30年来持续在做的事情。从第一次面对警察做调查笔录开始，方政便坚持，自己不是暴徒，没有袭击部队，是遭到背后驶来的坦克碾压失去双腿。尽管，很多与他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已经在反复询问之下，改口称“是被公车撞伤的”。

尽管，那位被方政推开幸免于难的学妹，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作证。

原本应该1989年毕业的他，已经分配好了到广州一所大学体育系去当老师，因为受伤也失去了任教的资格。1992年，方政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身障者）运动会，拿到男子标枪和铁饼两面金牌。

两年后，他原本还想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但遭到了政府的阻止，之后多年，日常生活也经常受到政府部门的监视和打压。

全国残运会刚结束，方政就从比赛地广东去了海南，开始了8年自谋出路自由职业的生活，直到2000年结婚，才回到老家安徽。

同样是2000年，沈阳人李晓明去了澳洲，开始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自费攻读电子工程硕士。早在7年以前，他就已经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电业部门去当工程师。

2002年，家属来澳洲团聚的李晓明，没有了后顾之忧，决定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公开讲述自己六四经历的前戒严部队成员。

曾经有人称赞他是英雄，但李晓明坚决否认，他说虽然入籍澳洲前受到过国家安全局和总政治部安全局的关注，但自己从未受到过实质的迫害，也可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只是觉得生活在民主国家、自由社会，依从自己的良心，说出真相，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六四过去30周年，愿意公开讲述真相的军人，只有包括李晓明在内的寥寥三两人。10年前，一位名叫张世军的戒严部队士兵，曾公开上书胡锦涛，却因此一度遭到拘押。

李晓明认为这并不意外：“这种独裁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权，用高压政策，掩盖事实，让人们遗忘。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人要说六四，政府一定会找你很大的麻烦，坐牢进监狱。”

“虽然我本人没有开枪，但作为当时的一个军人，我觉得耻辱，觉得那是一种原罪，”李晓明告诉《报导者》，2002年他第一次打电话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代表自己，代表军队有良心的人，对六四中死难者、受伤者表达道歉”。

在此之前，李晓明也在网络上看到过方政的故事，如今在台北亲眼见到这位因为军队暴行而重度致残的当事人，看到方政每隔一会儿就要用双手把自己从轮椅上撑起来一下或者扭一扭脖子的状况，又一次让他“感觉到内疚”。

但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吗？李晓明觉得：“想要和解，第一要揭露出真相，第二要深深忏悔。更重要的，只有受难者才有权力说，饶恕或者不饶恕。”

“什么时候醒悟，什么时候忏悔，都是可以接受的，”方政回应，“晓明当时没有开枪，手上没有沾血，他谈不上压迫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只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作为普通人之间是很容易和解的。

近几年，很多中共退伍老兵，也遭到了政府的不公和迫害，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这个政府前前后后的被迫害者。”

离开中共极权政府，在民主土地上为平反努力

如今，方政已经离开中国10年，李晓明更是在澳洲生活了将近20年，他说：和国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区别。不要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如果我的孩子在澳洲上街游行，政府、军队绝对不可能开枪。

“在美国，孩子会有更好的未来。”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方政有3个女儿，在美国出生的老二、老三还小，老大已经在上大学。他说自己不会刻意要求女儿做些什么或不做什么，家里来了搞民运的朋友，也不会让孩子回避，顺其自然，让她们逐步了解。

对此，大女儿也并不抗拒，从12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和其他“六四第二代”一起表演节目，或是卖卖T恤、卖卖书。

现任中国海外民运联盟（澳洲）秘书长的李晓明，则在一年多前辞去了工作，花时间把自己当时的留影做了整理，和镇压六四之后领到的“共和国卫士”纪念章、纪念册，一起捐给了墨尔本当地最大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这些特殊的收藏也十分有兴趣。

李晓明觉得：“六四不仅仅是中国人、华人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历史。”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也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三部曲式的自传，内容分别是在中国的生活、在澳洲的生活，还有根据当初执行戒严命令时，特别留了一个心眼记下的五六张纸，扩展而成的自己在六四时的亲身经历。

很多澳洲朋友也十分支持，对他说，你有很好的故事，应该写下来。虽然两个子女以前对这些并不太关心，但李晓明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纪录，知道什么是六四，知道爸爸在其中是什么角色。

李晓明更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六四得以平反，他可以去法庭作证，去指证自己所知道的真正开枪的人，以及那些虽没亲手杀人但下达开枪命令的人，将他们绳之以法。

可是，六四已经过去了30年，很多中国年轻人从未听说，老人也渐渐开始遗忘。方政觉得，平反六四的时间或许仍然漫长，目前来看，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恐怕更难以预计。

尤其在习时代的数位极权统治下，海外民运人士和中共内部的反对人士，只能通过“翻墙”建立起微弱的连结。方政认为，想要在墙外撬动政权，几乎不可能，眼下所能做的，只有保留火种，等待时机。

方政说， “中共的敌人每天都在，不需要我们去鼓动，而且它也在不断制造敌人。统治愈严酷，问题愈多，它制造的敌人就愈多。没准习近平的统治会很短？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了？”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