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一场特大瘟疫 至今鲜为人知

事情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三年大饥荒的前期。

之所以说“特大疫情”，是因为根据中共医学档案资料的记载，当时有十万人计的群众被感染，而疫情最严重的成都温江专区的人口也就是几十万，受感染的4个专区人口总数也就是一百多万。

而“鲜为人知”，要“归功”于中共的专制系统和舆论防控。那次疫情期间，除了中共最高当局知道，疫情地区当局知道外，全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连相连市区都毫不知情，国际上就更不知道。

血吸虫未尽，股份制厕所出台

上个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大陆就像感冒流行一样普遍，受感染的人数达千万人，超过一亿的人口受到威胁。1955年，调查发现浙江嘉善县10户人家67口人有44人死于血吸虫病。于是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会议，宣布要把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言外之意，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阶级敌人来消灭。

其实，中共历次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出自于精明的算计和阴险的政治目的。钉螺是血吸虫病菌的主要宿主，药物灭螺，每亩需要500元，江苏一个省就有300多万亩，需要15亿元，当时最严重的疫情省份达12个，共需约180亿元。中共掏不起这钱，所以想了个人海战术的办法，人工灭螺。

其次，利用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破坏人们思想中的传统文化信仰。那时，疫区的群众普遍建造神庙佛堂，拜神忏悔，祈求上天免灾。中共自诩为神，用革命运动替代天命，号称自己才是人民大救星。哪能容得了这些？

党的一声号令，各宣传队入村入户进行思想动员，要打倒封建迷信，号召人们徒手土埋灭螺。南方疫灾严重地区的群众热火朝天，江苏几百万人每天不分昼夜，连续20多天，大搞灭钉螺运动。土埋钉螺要挖地开沟，据档案记载，江西余江县一个县，两年三次灭螺总投入民工3.6万人，共计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开新沟87条，共计716华里，填旧塘503口，搬运土石方416万方。至于挖沟填塘是否破坏了地表结构与土壤，对耕田、灌溉与植被是否有恶性影响，中共一概不管。

中共还借此开展了厕所公有化革命。余江县废除了2600多个私人厕所。建造200多个公共厕所，所用资金靠群众个人入股集资，每股2元，粪便收入分红。这真是天下奇闻，1953年，中共把农民斗地主得来的土地收归国有，几年后，却搞了个股份制厕所。中共欺骗农民太离谱了，排泄物要比农作物贵？但是，真的就有人信它、跟着它表演种种荒唐。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当日，毛泽东写了两首《送瘟神》诗歌。中共宣告防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事实上，上个世纪从50～80年代，血吸虫病大陆依然严重可怕。不仅如此，就在中共党魁宣称“胜利”送走瘟神的半个月内，一场特大瘟疫已经悄悄布局四川成都温江地区。

特大疫情爆发，中共严密封锁信息
1958年早稻夏收季节，四川温江专区（现成都市温江区）清平乡突然爆发一种传染病，很多城镇居民及人民公社社员，中小学师生被报告有高热、畏寒、头痛、肌肉疼痛的症状，重者有咯血现象。

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因大生产运动，他们都响应号召下农田参加“三抢”，数日后，500人感染，疫情迅速波及温江县12个镇，感染人数上千名。患者如有肺部出血，马上就会猝死。重症者从发病到死亡仅12小时。很快上百人死亡了。

因为疫情特别迅猛，中共四川当局立刻封锁了通往温江的水陆空交通， 但因出于不给党中央放“疫情卫星”的政治考量，疫情属于重大政治机密，消息不得外露，因此外界并不知道实情，只是向中南海直接做了汇报。

紧邻的成都市区依然毫不知情。甚至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这个和防疫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技术人员们也只是偶有风闻而不知其详。那时，没有现在的互联网，中共封锁消息相当容易。

耽误一个月，感染数以万计
疫情从7月初就有零星发作，温江、雅安等专区有小规模的流行 ，死亡者发现肺部有弥漫性出血。四川省当局决定在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专业检验组，研究疫情，寻找病原体。

省专业检验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和调查，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但是排除了鼠疫杆菌的可能性。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不是鼠疫，也没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没有发生黄疸，就不太像是钩端螺旋体病。因此专家们糊涂了。耽误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感染已经数以万计了。

直至8月上旬，中共当局无奈之下才从北京和上海调来数名专家与防疫人员参与调查和研究，这些专家们分析说有可能是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四川省得到了来自首都专家的分析，立刻成立了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投入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专家们的诊断是错误的。

昔日海归成右派，“戴罪”确认钩端螺旋体病
温江特大瘟疫病原体的真相，最终是由国家一级研究员、著名微生物学家陈廷祚发现的。但这位专家是中共认定的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此次特大瘟疫研究的结果被中共怀疑、否定与延搁，从而延误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与对患者的救治。在中共的眼里，政治站位始终是第一的，百姓的生命如草芥般不值怜惜。

陈廷祚原为民国重庆政府歌乐山中央医院、中央防疫院医生，1947年赴欧洲留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享誉国际的钩体权威教授博格·彼得森（C. Borg Petersen）。但非常不幸的是，陈廷祚在欧洲求学期间受到中共谎言迷惑，1948年秘密接受中共邀请，1949年中共窃政后回国，任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

接下来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陈廷祚和那些听信了中共谎言的民国科学家、大师们一样，留在了大陆成了可供中共随手宰杀的羔羊。1958年初，陈廷祚被大连生物所内定“右派”，然后“戴罪”来到成都生物所工作。

8月14日，陈廷祚碰到所里燕真副所长，听他说了温江特大疫情的临床病症，判断症状像是钩端螺旋体病。8月16日，当时的疫情正在迅猛扩展，所长派人给陈廷祚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要求尽快进行检验，以解决中南海的燃眉之急。

陈廷祚于是在一栋简易的闲置房中，连夜搭建了“钩端螺旋体检验室”。没有助手、设备，解剖等脏活粗活都是自己做。妻子做好饭，大女儿送去实验室。一天一夜，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10份阳性，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端螺旋体病。

但因陈廷祚是“戴罪”身份，他的研究成果，不被省卫生当局认可，自己更不能参会汇报。燕真将检验结果汇报到专家组，遭到了专家组的否决，专家组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专家组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从北京派钩体病专家来四川核实。

8月24日，北京方面派了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来到温江，但陈廷祚并没有见到此人。

8月27日，陈廷祚在一只用患者全血接种的豚鼠身上取得了钩体病的血清证明。自此后，陈廷祚对那场温江特大疫情的后续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1958年：钩端螺旋体病造成上万中国人死亡

直到32年后，燕真在一封信里向陈廷祚揭示了真相：那位学部委员将陈廷祚所有的研究资料带回了北京，宣称自己三天确定出了已经流行近2个月的疫情病原体方向——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病是一种人畜都可感染的病症，通常由染病动物的尿液或被染病动物尿液污染的水传播，接触到人的皮肤、眼睛、口腔、鼻孔等而染病。田地里的野鼠类动物是主要的宿主。魏氏病和严重肺出血症候群等重症的死亡率，即使经治疗，仍达10%以上～50%不等。

温江那场特大钩体病到底死了多少人？据《成都方志》记载：至1958年9月4日，该病在双流、蒲江、大邑等县的140个乡镇爆发，病患达9810例，131人因大咯血死亡。

但据赴川调查的那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记载，有数以10万计的群众受到感染。陈廷祚的家人记述有“数十万人群感染”。当时的人们普遍吃不饱饭，面黄肌瘦，抵抗力较差，就按10万人感染，10%的病死率来计算，也有1万人的死亡数字。

在不少国际级、专业级档案中，中共对1958年温江那场特大瘟疫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提及具体死亡数字。而在文宣口径里的那场大疫，什么可防可控、全面消毒消杀、决定性胜利，爱国卫生运动大热潮，齐上阵，中共俨然是个战胜者。把丧事办成喜事，由来已久。

上报检验成果后被正式认定“右派”
在陈廷祚等待京城专家的过程中，也就是1958年8月16日～8月24日期间，他被公开正式认定为“右派”。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为什么2003年SARS期间，北京301医院的蒋彦永讲出真话后被软禁至今；武汉肺炎期间李文亮讲出疫情真相后被训诫、死亡。

在中共治下，不讲真话，百姓遭殃；讲真话，自己遭殃。中共的党性永远都是对人性的吞噬与侮辱。

据陈廷祚的女儿陈建源揭露，陈廷祚被正式公布为“右派”后，被降职两级，干着中专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大饥荒时期间，陈廷祚全身水肿，连鞋都穿不进去，全家吃糠咽菜熬过来了。儿孙两代被下放，被剥 夺上大学的机会，连在城里当工人的机会都没有，陈廷祚的儿子因此而英年早逝。

2009年，92岁的陈廷祚在香港出版叙事回忆录《陈情表——建国海归PK院士五十年》一书，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次特大瘟疫真相。

中共是祸源，远离中共才是福
武汉肺炎惑乱全球至今，中共在国内不但极力遮掩疫情真相，在国际上还四处推责，打造战疫成功的领袖形象。吹牛的噪音还未落尽，严防死守的北京疫情再起，目前，中共依然宣称疫情已控。

参照历史，人们应该更为警醒，中共的生命的构成本质上就不具备讲真话的基因。它是由恨组成的低灵生命，目的是为了毁灭人类。信之愈深，引祸愈甚。认清中共，远离它，才会有福分。

主要参考：
陈廷祚：《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探索追忆》

文章转载自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