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对共产党的真知灼见
热爱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这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又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他曾在自传中谈到，自己身上中国人的成分比美国人的部分还多。
他创办了一所名校——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的知识份子，他热爱中国，也热爱中华文化，甚至曾因号召学生抗日而被日本军阀关押了数年。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交战时刻，他临危受命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当时的他洞悉局势，指出了共产党是个恶魔，他试图想挽救这危急的局势，但力有未逮。
中共建政后，他黯然地回到美国过着穷困的生活，但他仍四处发表演说，请求美国人支持中华民国，但未受到当局的重视，年事已高的他因而生了重病。他在人生的最后完成了回忆录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最后以86岁的高龄逝世。他临终的愿望是归葬中国，但直到去世近五十年后才得以如愿。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杭州出生，父母亲都是来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待到11岁，说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等各地方言。1887年他回到美国读中学，才开始正式学习英文。对自小在中国的他，中文就像是他的母语，所以重新学英文显得很吃力，也受到不少同学的嘲弄，但凭着不断努力的学习，他以优秀的成绩进入汉普登－悉尼学院就读，又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在就学期间，他担任了学生团体的会长，同时坚定了对神的信仰，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1904年他又回到中国担任传教工作。
司徒雷登起初在中国担任教授职务，又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在担任教职期间他除了找回过去学习的各地方言外，更进一步加深阅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他在回忆录说道：
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
他也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的工作。1912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后，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国民议会，他是唯一到场的外国人。他跟革命党人多有来往，也结识了革命党人中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在北京创办了一所联合大学推广教育事业，他以战国时期燕国的首都为学校命名，称为“燕京大学”。他以圣经中的一句话“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为校训，希望在校的学生能以神的信仰为中心，在人生的过程中不断追寻真理、自由，才得以为他人服务。
建校初期学生不到100人，校舍仅有二间，软硬件设施都很缺乏，身为校长的他不断为办学而奔走中美二地。他拜访山西督军陈树藩，说服他以极低的价格将一大块建地卖给学校，又拜访了美国各界重量级人士，争取他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款。至1924年，燕京大学陆续募集到了250万美元的捐款，司徒雷登以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的样式为蓝本建设校园，又重金聘请了海内外一流的学者到燕京大学任教。
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了世界知名大学之一，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的优秀人才。
除此外，他也留心中国的事务：建校初期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燕京大学有不少学生参与，然而他认为这运动本质上不理性并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不阻止也不鼓励学生参与。不久后发生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侵华危机，他支持学生抗日，甚至一度带领学生上街游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整个华北。日本当局派人说服他将燕京大学的日本教授纳入教务委员会，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贴，但是司徒雷登宁可将学校停办，也不愿牺牲燕京大学的行政独立，因此拒绝了日方要求。从此他与日本当局交恶，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遭到日方囚禁达三年八个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获释，燕京大学迁移到了重庆，他回到学校继任校长，有一次他在车站遇上了中共首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招待他用餐，对他说，燕京大学的许多学生都在其手下任职，并成了主力干部。
司徒雷登对共党没有任何好感，在回忆录中，他谈到1927年3月24日，在蒋介石北伐期间，共党人员就杀害了南京的外籍人士（史称南京事件），只因当时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存在将使得中国共产化的过程推迟二十年以上。
不久后司徒雷登发了一封电报给了毛泽东及他那些投共的毕业生们，电报说道：
日本已投降，共党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军队，共党应该与英国工党一样，学习与国民党和平共处。
但这封电报石沉大海，未收到任何回复。
出任驻华大使 力挽狂澜
自国军抗战胜利后，共党与国民党的冲突不断。1946年7月，美国政府方面认为司徒雷登熟悉中国事务且对于国共双方主要领导人都熟悉，因而请其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毕生从事传教、教育工作，政治及外交事务非其所长，但情势危急，他临危受命，担任大使调解双方矛盾，他面临着一生中的最大考验。
在这期间，美国派出国务卿马歇尔上将调停，然而美国却错估情势，在雅尔达密约上出卖中国的利益，让苏俄红军进入东北肆意屠杀当地民众，并劫掠了二十亿美元的战略物资，武装了中共，而马歇尔的调停政策让中共的势力倍数地成长。
司徒雷登一直想挽回情势，但力不从心，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期间学生们的暴动一直不断，他们非常的爱国，以至于其善良动机可以被共党用来作为政治目的，飞速的通货膨胀及生活的困难增加了这种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做了统计：在燕京与北大的学生有九成五希望中国共产化，它们似乎相信共党政府会给它们带来较好的生活。共党的宣传手段非常高明，而国民党在这时的宣传则愚蠢到不可置信，这期间我遭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挑战……
之后国民党的金圆券改革遭遇失败，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势又更雪上加霜了，随着东北、徐州相继遭共军攻陷，1948年冬季，正如历史上的悲剧，但是我看到中国的领导者蒋介石先生仍毅然的镇定，他过的是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在日理万机内外窘迫的情势中仍坚持每日的读经祷告，或许这样坚定的信仰是他渡过难关的唯一凭借。
1948年9月，司徒雷登回美国争取最后一波军事援助，但最后杜鲁门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隔年3月中共与国民政府做最后的谈判，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交出他们眼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并在他们起草的投降合约上签字，不得异议。
司徒雷登这时记载：
我看过那份文件后真是感到万分失望，他们很多领导者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期望他们过去学习的传统文化能让他们做出文明的举动，然而却事与愿违……
谈判破裂的结果已是必然，共军大举渡江后情势已无可挽回。1949年初，中共夺取了政权，不久后司徒雷登返回了美国。8月美国杜鲁门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表示中华民国的失败与美国无关。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专论《别了，司徒雷登》，丑化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中国的敌人，而这篇文章日后选入了中学教科书，司徒雷登自此遭到中国人数十年的诽谤。
此时司徒雷登回国述职，对美国当局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同时感到美国各界遭共党渗透的严重性，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我对我在驻华大使任内未能挽救中国深感愧疚，我们大多数的美国人在中共夺取政权这一情势似乎掉入了陷阱，我们有些人虽然遭羞辱，有些遭遇的是财产的损失。但是几千万的中国人受到的待遇远比我们惨痛，他们许多人遭处决，许多人饿死。我接到的报告是：超过四千万人遭判处强制劳动，许多人宁可流亡国外，但有许多人巴不得能流亡国外但未能逃出……
我们美国人只看到中共（表现出的）好的一面，但是却未留意其专横、顽固、欺骗，不顾人性和承袭独裁制度的恶性，我们只记得共党所谓的进步、民主、自由等目标，和它们指责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帝国主义，一如它们想要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无法逃避这一大灾祸的一部分责任，中国大陆的丧失不仅是中国的灾祸，也是美国与全世界的灾祸。
为中国而辩护
回国后，司徒雷登走访美国各参众议员们，期望他们能劝告杜鲁门总统团队，能挽回一些局势。他回到长老教会发表公开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及中国在近几十年来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及不利的国际局势。他提出，美国绝不能将中华民国溃败的责任全推到中国人自己身上，而置身事外。
他又以自身所见为蒋介石总统辩护，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位极有道德修养的领导者，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挽回局势。他认为美国各界当时都受到共党宣传的影响而未能看清中共面目，导致中国遭共产政权所夺，目前应该做的是全力支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然而，在发表几场演说后，司徒雷登遭到杜鲁门政府的禁言令。
1949年12月初，73岁的司徒雷登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因身体感到不适送到医院急救，积劳成疾的他被诊断出患了严重的脑血栓，一度失去语言能力甚至半身不遂，他也因病辞去了大使的工作。
司徒雷登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工作，在美国几乎无个人产业，甚至无社会保险，即使是就任大使期间的一千美元薪资也大半奉献于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晚年过的是穷困潦倒的生活，幸而依赖过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家人的照顾才得以恢复健康，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为了历史的见证，他留下了著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及附录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
他提及共产主义的本质及目的、中国人的特质，并从历史的角度说道，美国立国精神及宗旨肩负着神给的使命，应当要做自由世界的表率，绝不能做出任何有利共产集团的作为。而美国现今的当务之急就是保卫台湾，别让它落入共产集团的控制：
我已年近八十，综观这世界有一场伟大的战争仍在持续着，这场战争与每个人，每个国家甚至全人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我们是否要让那坚持无神论、没有灵魂、集权的共产主义征服并控制世界。
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它们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人有灵魂。它们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质，一切的行动都是唯物主义。它们强迫全人类接受它们，并运用武力及欺骗手段达成其目的。共产主义要吞噬一切以达成自己的生存，它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任何善意与温情都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对于这个扰乱世界的恶魔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美国一起对抗共产主义，站在自由世界的这一边，他们不只给了亚洲也给了世界上其他对抗共产主义的地方竖立了绝佳榜样，所以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协助保卫台湾，绝不可以让他被共产集团夺去，台湾与美国在政经、外交、战略各方面的影响是休戚与共……。
人生最后时刻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过世，享年86岁。他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但是申请过程遭到阻扰，有人以司徒雷登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为理由而反对他归葬中国，此事也因此而被搁置，直到2008年底才获同意，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正式移葬于其出生地杭州，了却了他一生最后的心愿。
他的墓碑上仅有简单的摆饰，上面刻着简单的几个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以及一张他微笑的照片，似乎呼应着他的演讲，及回忆录最后的几段结语：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上，那一片大地上也有很多共党所无法消灭、也不容许他消灭的事物。在那被黑暗所垄罩的土地上仍有许多光照耀。那是信心的光、勇敢的光、自由的光，在永不熄灭的照耀着。在台湾及海外许多中国人也有着同样的光。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族能重新燃起民主、自由、正义的火炬。
最后我想提及过去在中国创立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出自于圣经的名言，我们必须明白真理，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自由，我已暮年，我一直认为有信仰的人越多，这世界才会有进步，人类才会有幸福的生活。我毕生都将坚守这理念及信仰，那怕时局如何混乱，我都始终坚信在这混乱的背后，有一个未知的强大力量在看护着我，神永远的爱着我们。
司徒雷登晚年的他身染重病，在人生的最后，完成了著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内容除了叙述一生在中国的见闻外，更提及共产主义的本质及目的，在今日细细品读，不禁令人感佩他在半个世纪前对中国及共产党的真知灼见，笔者谨精选其隐居随笔（回忆录结语）篇章，供读者参阅：
隐居随笔（回忆录结语节录）
有三件影响了我一生：就是信仰、教育和中国，我觉得，我对这世界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将我在中国所经历的那一切写出来。
我对中国人民的同理心很早就被唤起，我在很早就反对外国对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国人在中国所享受的那些不该有的特权。我与中国民众同样抱着那种要民族富强的心愿，我似乎与中国人有种同样的心理，这心理影响我的态度及生活。
我深信一个独立、强大、不对任何外国有怨恨、惧怕的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基石，甚至更进一步的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和平的宝贵资产。中国古圣先贤的传统遗训与人类进步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并非一个生物的或种族的单位，而是一个文明的统一体制，保持中国的自由、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与全世界的和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的一生就是致力于这种事业。
英国哲学家罗素博士在他所写的《中国之问题》提到贪婪、软弱和无情是中国人最大的弱点，但我反而认为，妒忌心还有怀疑是中国人更容易犯的毛病。这毛病源自于这个民族的儒家文化，它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弱点成了一个对比，但是整体而言，中国人的优点实在是多过于他们的缺点，我也是因为这样喜欢上了中国的文明……
中国人的心就像中国人的家庭是一样的，他一般不对外人开放，一如在北京城里面有很多古老传统的美丽住宅，一个普通的旅客无法看到建筑的全部。那住宅外面完全被围墙遮盖，金漆的大门老是关着，纵使有一个客人到访了，也只能看到住宅外的一个部分，但是哪些住宅深处却有着一连串的院子，有许多古朴的房舍、深邃的门洞，蜿蜒的走廊、山水、池塘……那些赏心悦目的点缀。
中国人虽然总是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无感觉的假面具，但是如果这道假面具被打开，那展现的就是一种信赖的好感，我们就可在那房屋内享受到最优渥的招待，就像我的秘书傅泾波先生，他是我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关押时，他就一直想要救我逃出，之后我们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友谊，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在四年前生了重病，他对我更是充满了爱护与忠诚，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将一家人搬过来与我同住，之后他们全家人轮流照顾我，这也是我能恢复健康的主要原因。
我这一生过了两次隐居的生活，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囚禁了三年半，第二次则是我近年的卧病期间，这二次经验帮助我了解了今日世界人们所遭到的苦难，尤其是那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我已七十八岁，综观这世界有一场伟大的战争仍在持续着，这场战争与每个人、每个国家甚至全人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我们是否要让那坚持无神论、没有灵魂、集权的共产主义征服并控制世界？？？
我们美国一直坚持着个人的民主自由，对神的信仰，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我们自由世界与共党的理念绝对是不能并存的，共产党已经宣布了他的社会目标，但却采取了不择手段的邪恶原则，他们将欺骗发展成最高艺术，依赖着武力、谎言作为手段。那怕它们能看出将人类推向地狱的深渊能有利于它们的目标，它们仍会毫不犹豫地进行下去。很多年前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告诉我，他将不惜一切代价让世界走向共产化！！共产党的手段常常变更，战略也可能修正，但主要目标是永远不变的。
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它们的信仰与价值观与我们有不同的标准，很明显的，它们认为：反对他们一切的革命活动就是最大的罪行！它们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是所向无敌的。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自由世界对于我们民族的信仰也像他们这样的狂热，我从来不相信这种建立在唯物主义以及压制一切反对批评的政权能够长久的存在，我真的希望民主世界的人们都能成为反共的人，只有坚持道德与对神信仰的价值观，才能获得希望与力量……
最后我想提及过去在中国创立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出自于圣经的名言，我们必须明白真理，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自由，我已暮年，我一直认为有信仰的人越多，这世界才会有进步，人类才会有幸福的生活。我毕生都将坚守这理念及信仰，那怕时局如何混乱，我都始终坚信在这混乱的背后有一个未知的强大力量在看护着我，神永远的爱着我们。
（未完待续）
参考史料：《司徒雷登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着 新象书店发行 198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