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们的故事寓意何在？武侠小说影射中共

很多人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你是否知道小说中关于现代政治的寓言？金庸本人称，《鹿鼎记》中的神龙教指的就是共产党，他后来几部作品的确有文化大革命部分事件的寓意。

《鹿鼎记》中的神龙教，为明末清初江湖一个邪教，目的在于一统江湖，神龙教将称雄天下。金庸动笔撰写《鹿鼎记》时是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

神龙教教主洪安通为人心狠手辣，喜欢听教徒谄媚奉承。他搞的文字狱、语录、歌功颂德等等，被认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所为十分相似。洪安通在其妻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老一辈教众，也被认为是影射红卫兵批斗老革命。而洪安通的妻子与少年教众，被认为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

金庸：用武侠小说影射中共

被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

而他的父亲查枢卿在1950年被中共杀害。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受过西式教育，在中共的“镇反”运动中被定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1950年，查枢卿遭批斗后在家人面前被处决，家人还被要求补偿中共政府枪毙他的子弹费：1角人民币。金庸曾说，父亲被杀是难以想像及接受的悲剧。

查枢卿死后，家产被强抢，只剩下两间老屋。金庸的继母顾秀英无力抚养几个子女，无奈之下，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却被中共干部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而被公审和斗争，遭遇三天三夜毒打，身心受摧残，痛苦一生。

金庸对中共恶行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一直用笔来反击中共。1957年，金庸不满《大公报》不愿发表反对中共的“大跃进”的文章而辞职，两年后创办了《明报》。

1963年，时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称“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金庸随即发表了《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社评，批评中共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文章质疑中共造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呼吁中共“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中共长期以来用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其高压统治

金庸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寓意。《射雕英雄传》中叙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也是影射共产党占领大陆带来的创伤。故事的主角面临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战：决定加入新兴的北方政权，还是逃往南方成为爱国遗民？事实证明，被中共蛊惑而留在大陆的人，大多遭受中共迫害。

倪匡：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1957年，22岁的倪匡从内蒙呼伦贝尔的一个劳改大队逃出来，偷渡到香港。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倪匡说：“如果不从内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

来港后，倪匡先做苦工，其间他发表了一部小说《活埋》，讲述的是土改时一个地主婆抱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文中描述“土埋过胸口时，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就好了，不闷了。”这部一个下午写出的小说，竟然赚得了90元稿费，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而且好评如潮，从此倪匡专心写作，创作力惊人，被誉为“天下第一快手”。

倪匡的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认为中共完全违反了人类的历史文明，“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

经历过广东土改的倪匡，指出很多人对中共已故领导人还存有幻想：“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是无辜的。”每当听人说共产党进步了，他就说：“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样了？他说我们进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

30年前倪匡的小说《追龙》中，曾“预言”东方将有一个大城市要毁灭，“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因其优点尽失。后来倪匡提到，这个城市就是香港。他说，香港消失的优点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其它自由。”对照2020年香港国安法之下的香港共产铁幕，倪匡居然一语成谶。

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倪匡早就知道它是骗局，“我根本不相信一国两制这回事”，“共产党说了算，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的话什么时候靠得住？数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

倪匡认为自己爱国，“爱到极点！”他曾写下两句口号：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让中共害怕的“反共元老”叶青

二十世纪，有这样一个人生颇为戏剧化的人：早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国后参加中共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后，居然在刑场上身中两枪未死。之后再度为中共效力，又一次被国民党逮捕后，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其后转而研究“三民主义”，并在台湾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反共，写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与中共势不两立，他也因此被列入中共“战犯”名单。此人叫任卓宣，广为人知的笔名为叶青。

叶青决定脱离中共后，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他的“背叛”让中共难以置信，并给陈独秀、周恩来等人以沉重打击。

1936年西安军事叛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在叶青看来，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民党国军。于是叶青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而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中共，因为统一救国，共党就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给国民政府。

对于叶青的建议，部分有识之士深以为然，于是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并通过《文化建设》月刊，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在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

深谙中共伎俩的叶青的建议，让中共和左翼阵营大为光火，称之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却先后接见了叶青，对其赞赏有加。

1949年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代理部长。叶青奔波于西南，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并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以鼓舞国民党士气。

无疑，中共对于切中其要害的叶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对叶青之论加以反驳。如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反驳道：“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分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

然而，几十年走过，台湾已经走向民主社会，而大陆人民仍被中共钳制、迫害，这证明毛所言不过是个谎言。

历史学家余英时：“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主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2014年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数据开放，根据原始数据说话才可以。

余英时对中共的党天下是这样诠释的。所谓“列宁、斯大林体制”就是极权统治，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

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

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

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余英时说，共产主义垄断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料，等于完全控制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这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是没有过的。

有识之士，慧眼识魔，他们脱身中共魔掌，在大陆之外伸张正义，揭示中共黑暗真相。正是历史上一点一滴的扶正除邪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形成了解体中共的澎湃洪流，迷惑世界百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将从历史舞台消逝。人心已醒，天灭中共正当时！

文章转载自  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