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如此惧怕知识份子？

“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曾发出沉重的叹息。常书鸿是敦煌壁画的坚定守护者，文革中被打得遍体鳞伤，腰椎粉碎性骨折。中共篡政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直是痛苦的见证人和承受者。这一个群体，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窒息在思想钳制的压抑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共为何如此惧怕知识份子，如此残酷地迫害知识份子？

令毛泽东胆寒的“裴多菲俱乐部”

自1956年3月，匈牙利出现了全国性反对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盘苏化”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苏共在匈的代理人、执政的第一书记拉科西以及苏联在匈的驻军。

由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聚集了很多知识份子，他们不断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讲座，邀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自由地发表讲演，从不同角度剖析现政权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追捧。每次研讨会总是人满为患，将俱乐部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匈牙利人多年来内心燃烧的要求民主与公开化的烈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国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能量。这时，首都布达佩斯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自发仿效，组织起自己的“裴多菲俱乐部”。眼看着舆论的风暴即将转化为政治暴风，拉科西政权下令禁止俱乐部活动，但是民众的觉醒已经势不可挡。布达佩斯高校学生团体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苏联驻军、惩办拉科西、确认工人罢工权利的“十六点要求”，布达佩斯爆发了数十万民众的示威游行。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妥协，命令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

就在民众斗争眼看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远在中国的毛泽东气急败坏，不停地向苏联和赫鲁晓夫施压，派出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游说，坚决要求对匈民众实行武力镇压。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接受毛共意见，使用武力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

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身上，毛泽东证实了自己对知识份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识份子对人民群众强大的精神启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识份子和极权的共产党统治的势不两立。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反复不断地压迫知识份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

匈牙利出现的裴多菲俱乐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对知识份子实行毁灭性打击的决心，他后来多次提到：东欧出现波匈事件，就是因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曾说过不怕工人罢工，不怕农民上访，因为有成熟的中共干部可以压制住他们，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识份子，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

尽管中共封锁消息，但是“匈牙利事件”无疑在中国产生了影响。1957年1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石家庄一个学校因为学制延长一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学生去示威游行，去抢占广播电台，要搞个“匈牙利”。“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毛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武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义丐，终身行乞办学，身边不留分文，甚至坚持一生不娶妻室，被誉为平民教育家，受到朝廷的表彰。《武训传》描述的就是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上映后场场爆满。1951年5月，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武训传》，称其为反党的毒草，将一部如此受欢迎的影片打成禁片。可见，毛是多么害怕知识份子的这支笔！

1957年，毛掀起了整风运动，开始“引蛇出洞”，天真的知识份子落入了中共的虎口。

《忏悔》：苏联解体之前影响深远的力作

斯大林时代，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统统成为禁书，甚至被付之一炬。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批禁书重见天日，苏联人才开始了解苏共的真相。

1987年，影射斯大林的影片《忏悔》在苏联全国公映，成为苏共解体之前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虚构，情节有点像后来的美剧《暴君》：阿拉维泽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长，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许诺要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但大权在握之后，他开始残暴地践踏和虐待当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他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罗关进了集中营，后者就死在那里。多年之后，山德罗的女儿柯蒂开始追寻父亲的死亡之旅，并决定复仇。那时阿拉维泽已死，柯蒂挖开了他的坟墓，撬开了他的棺材，并把他的尸体拖出来“罚站”。影片影射意图十分明显，片中的阿拉维泽就是独裁者斯大林。

戈尔巴乔夫最终抛弃共产主义

那时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两年，许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时代的囚犯，他对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没有意见。而当时苏联和世界的局势，也要求他必须以一种较为开明和宽松的姿态出现。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他宣布要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后，他在克里姆林宫告诉记者：苏联将填补“历史的空白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们遗忘或不去追寻那段沉默岁月中的牺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相。”

《忏悔》公映之后，在苏联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不仅公开说出了极权的罪恶，也让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或许可以说，正是这部电影揭开了苏共一直遮挡和掩盖的那些东西，把“我们不能这么活”的念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

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采访影片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问他当初为什么想拍这么一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中共因惧怕而取消人文科学

从匈牙利事件到苏共解体，知识份子的思想之光能够照亮这个民族，而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人民了解真相后的觉醒。为了愚弄民众，中共篡权之后，摧毁了民国时期留下的文化精华，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的高校进行系统改造，取消社会学、逻辑学等人文学科，以“唯物主义历史观”重新编制历史教材，完全按照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来指挥教育。

取消文科后，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理工科学院，重理轻文的教育由此而来。1952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这四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1949年的7.04万上升到13.84万，几乎翻了一番，而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显然，中共希望学生成为工匠和螺丝钉，不要关心历史与社会，也不要有什么逻辑思维。

与此同时，中共残酷迫害承传中华文化的知识份子，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中国大陆学生，直到现在，都被灌输一种所谓按照“唯物主义史观”重新梳理的历史。这种与西方迥异的历史教育总架构，都与翦伯瓒有关。曾任北大副校长的历史学家翦伯瓒，按照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方法梳理中国历史，主张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编撰的历史书如《中国史纲要》，一直是大学历史系通用教材，目前仍被利用给大陆的学生洗脑。

毛泽东提出“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翦伯瓒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仅仅是农民起义才能推动，不能把农民起义捧得太高。196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瓒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于是，翦伯瓒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挨了上百次批斗，最终被中共逼迫的自杀身亡。

活跃于民国初年的大学问家、清华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目睹潘光旦最后离世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57年曾针对“知识份子吃共产党的饭”的谬论，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他被迫害23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复出，失去了专业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反右及文革毁掉了一代知识份子，民国大师陈寅恪被迫害致死，老舍投湖自尽，曹禺后期写不出任何作品，季羡林蹲牛棚……中共的目的是要把一切不符合它的思想全部打掉，直到所有人与它一致，它才能长久地维护独裁政权。

1990年代东欧、苏共共产主义倒台后，对共产主义的污垢进行全面清理。斯大林执政时期，曾亲自担任总编，编纂了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之后，中国人学的苏俄历史都是以此为蓝本编写的。进入21世纪，普京将安･鲍･祖波夫编纂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作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该书还原了历史真相，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被称为颠覆性著作。

而中共到现在还在沿用反右及文革时期编纂的教科书，从翦伯瓒、冯友兰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何种执迷或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这些教材、书籍，里面充满着中共毒素，但仍沿用至今，毒害了几代人。

如今，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的暴政与欺骗，抛弃中共灌输的“党文化”，才能看清真相，回归正常的理性思维。中共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已经走到末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才能走向未来。

文章转载自  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