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原：中共专家记者会曝光更多疫情秘密

近日，云南瑞丽忽然爆发疫情，很多人或许已经见怪不见，世界各地疫情再起，中国大陆已经无法继续疫情平稳的谎言，隐瞒不住是迟早的事，关键是中国老百姓无法确知身边的风险有多大。

疫情再起的同时，曾赴中国的世卫专家组最近发布关于病毒朔源的报告，也引起了更大关注。这个所谓的报告，实际是经过中共认可的报告，结论并无多大价值，各国应该也早就知道。中共最想表达的，就是撇清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包括尽量回避病毒起源中国的事实，自然会引发各国的质疑。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中共一方面极力否认，一方面号令御用专家们出面辟谣、解释，没想到越抹越黑，专家们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解读，却曝光了不少以往讳莫如深的秘密。

实验室之外无法找到病毒来源

3月31日，中共自行召开了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新闻发布会，参加的人员包括：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疾控中心副主任、联合专家组流行病学组中方组长冯子健，联合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息学组中方组长杨运桂。发布会上，由梁万年主讲。

中共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明，先前世卫组织专家来中国，根本不是病毒源头调查，只是联合研究。中共在各个小组内都有自己的组长，严密控制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这样的研究实际没有多大意义。

按照梁万年的说法，“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鼬科、猫科动物以及其它的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

中共一直不承认病毒来自实验室，最早曾故意误导来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至今却找不到动物来源的证据，中共等于自己揭穿了先前的谎言。

尽管如此，梁万年也并未放弃最初的说辞，他仍然称“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疫情的暴发点之一，但同时传播也有可能在武汉市的其它地方发生”，他还称“可能存在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或动物制品引入病毒的可能”，但又称“对该市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冷链产品，我们还未进行相关的检测”。

猜来猜去，梁万年模棱两可的结论是，“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并未解释为什么“通过实验室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也无法证实病毒来自动物或冷链食品。这只能表明，要么专家组成员专业性不够，要么没有真正进行足够的查证，大量资料难以获得，因此根本无法得出结论。这样的报告结论，也就难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都不敢帮中共说话了。

梁万年拿不出专业结论，却出卖了自己的专业信用，一味迎合中共的政治结论，轻率否定实验室来源。梁万年已经失去了专业性，竟然还建议，“需要在全球多国多地共同溯源的广阔视野下来思考”，“在多国多地共同开展相关的研究，更多元地去寻找可能成为病毒宿主的动物种类”。

梁万年变成了十足的中共政客，不但盲目否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还再次变相甩锅全世界。世界各国的专家们，还要与这样的货色合作吗？

如果梁万年不解释，大多数人可能很难知道来龙去脉，但中共非要让他出面解释，人们却比较清楚了。中共一味误导病毒来源于动物、冷链食品，但一年多也没找到证据，同时却硬生生地否认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实际增加了人们对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怀疑。

承认2019年12月病毒规模传播

梁万年承认，“2019年12月，武汉人群中发生了新冠病毒一定规模的传播，目前发现的最早病例出现在12月8日”，“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最早病例出现在12月12日，大部分病例集中在12月的下半月发病”。

这是中共专家首次公开承认，2019年12月武汉已经发生“病毒一定规模的传播”，把中共故意隐瞒疫情的时间点，从2020年1月正式往前推到了2019年12月。

参加此次联合研究的世卫组织首席专家恩巴雷克曾接受采访表示，中共展示了2019年12月在武汉及周边地区发现的174个病例，这些病例很可能仅是被中国医生注意到的重症病例，12月时，可能在武汉已感染了1000多人。他还解释说，“在感染人群中，大约15%的人最终成为重症病例，而绝大多数是轻症病例”。

恩巴雷克还表示，通过他们获得的基因样本，发现在2019年12月武汉当地已出现13种不同的病毒株，发现这么多不同的变种，可能表明它已传播了更长的时间。恩巴雷克还称接触了第一个病例，“他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联系”。

梁万年在记者会上的话，应该是中共官方首次印证了2019年12月病毒就已经大规模传播的事实。他和世卫专家恩巴雷克的话也都证实，病毒来源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太过牵强，但中共至今极力坚持，刻意掩盖实验室来源的动机太过明显。

证实销毁了大量样本

梁万年还称，“由于事情过去一年了，我们现在在中国尤其在武汉，很多的生物样本、产品、环境可能都不存在留存样本了，因为当时早期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种疾病，更不了解这个病毒，所以很多情况并不是把所有的样本都留存”。

先前已经不断有传闻，中共为了掩人耳目，销毁了大量样本。中共毁灭证据，无疑令外界更加怀疑病毒的真实来源，若病毒真的来自动物、冷链食品，保存这些样本不是更能提供证据吗？中共却非要反其道而行之，怎能消除外界的质疑？

梁万年还说，“另一方面，现在是回顾性的调查，当时人的记忆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或者是偏差”。

梁万年这类低级的说辞，连一般人都无法信服。毁掉了证据，却去让当事人回忆，这也算专家？中共一再阻止国外专家赴中国，严重耽误了科学调查，却怪罪当事人的记忆，完全是狡辩和强词夺理。

面对中共不提供原始数据的质疑，梁万年先谎称“这个假设和提法是不成立的”，但他又说，“当然有些数据，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带走，不能拍照的”，“涉及到病人隐私的，需要病人知悉同意的一些数据，这是法律的规定”。

这等于证实，世卫专家确实没有看到全部的数据，更不能复制、带走。他还说，“你很难想像我们的专家到现场以后，对每一例病例，对每一个动物样本，从早期采取的原始记录，一条一条看”，“这是不现实的，科学研究上也没有这个需要”。

梁万年自己否认了数据的完整性和调查的充分性，仅称“从现在的条件，我们该收集的，都在努力收集了。 当然，必须承认，永远不可能说就百分之百的数据都收集到了”，“我们的整个结论是基于我们已经掌握的数据”。

大量证据被毁，又没有查看全部的数据，如何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梁万年却称，“这份报告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知历史最后会如何考验这些人。

梁万年还说，“努力把新冠病毒源头找到，一天不达到目的，我这辈科学家不行，还有下一辈，下一辈不行，还有孙子一辈，我们一定会达到那一天”。

他一句话，就把病毒溯源留给儿孙辈了，可见中共根本没打算真正追查病毒来源，也根本不想与国际社会合作，所谓的国际共同防疫完全都是谎言。中共制造了如此大的灾难，却轻描淡写地推卸责任，确实值得世界各国认真思考。

梁万年还称，“现在的研究就是12月8日，但是这个病例是首次发现的病例，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溯源上所追寻的那个零号病例”，

梁万年不敢承认可能存在更早的病例，也自认没有找到“零号病人”，更没有找到动物来源的宿主，这样的调查或研究本没有多少意义，中共的专家却一再拔高报告的价值，以试图否定实验室来源的可能性。不过，从这些比较低级的解释中，又暴露了中共专家们的真实水平，也再次透露了不少秘密。

世界各国应该不用再指望中共配合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了，目前的证据和中共的态度，已经足以令各国直接对中共政权追责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