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的大实话

5月22日，大陆“杂交水稻之父”、著名农学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91岁，有点出乎意外的是，他的离世却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共官媒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

湖南省的领导层也几乎是全体出动，像是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都出席了袁隆平的告别仪式。另外，还有大批民众到殡仪馆献花，甚至有人跪地痛哭。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袁隆平已经被“神化”。

但与此同时，民间也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结果是，遭到了官方的严打，两天的时间里至少有7名网民，因为发表了针对袁隆平的所谓“侮辱性言论”而被拘捕，还有至少64个微博账号被永久封号。

那么，作为一名水稻专家，袁隆平为何能获得中共当局如此高的“礼遇”呢？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袁隆平呢？中共又为什么要打压民间的质疑声音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话题。

袁隆平的实际贡献是否被夸大？

中国人对于袁隆平的崇敬之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加杂交水稻，这两样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官媒在报导中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中国的水稻亩产提高了20%，因此多养活了7,000万人。而且，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不仅造福中国，还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原因是还被推广到了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

我想，我们都不否认袁老先生对中国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但是说中国人因为有了杂交水稻技术，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这就是言过其实了。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中国人对于饥饿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而且袁隆平本人就是一个亲身经历者。

1958年至1960年，毛泽东搞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结果是让中国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在这场运动开始时，袁隆平28岁，大学毕业才5年，正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教师。

在2009年4月《广州日报》的一次专访中，袁隆平还特别提到了这段历史。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结果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袁隆平还特别提到，他就在路边、桥下亲眼见到过5个饿死的人，非常凄惨。

袁隆平还在回忆录中说过，“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所以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培育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设想，这三系就是指“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1970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野外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的野生水稻，取名为“野败”，这一发现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口。

有人说，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是美国的亨利．毕彻（Henry Beachell），因为他在1964年的时候首创了水稻杂交，还因此拿到了1996年的世界粮食奖。另外，日本科学家新城长友也在1968年首次成功实现了基于“三系法”的配套育种。但是，他们的方案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能完成杂交水稻的产业化。

而在1973年，袁隆平开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是第一种在生产中行得通的技术，也是袁隆平一生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的意义在于，袁隆平不是培育了某个具体的水稻品种，而是提供了一种大家都能用的育种方法，而且用3年的时间验证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毫无疑问，在提高水稻产量上，袁隆平的确发挥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但是，事实上，从1973年到现在，袁隆平团队培育出的水稻品种，却从来没有占到过中国水稻种植面积10%以上的份额，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袁隆平，还有很多专家也对中国的水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水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因为大面积爆发稻瘟，就是水稻病害，而导致颗粒无收。当时救场的是谁呢？是福建专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63”号。这个“汕优63”还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能抵抗稻瘟病害的问题，在1986年成为中国杂交稻播种面积第一，而且之后连续16年，一直都排在第一位。所以，谢华安也被业界尊称为“杂交水稻之母”。

对三系杂交稻贡献巨大的，除了谢华安，还有江西的颜龙安；而在两系杂交稻上贡献最大的是石明松。此外，和袁隆平一样，也是工程院院士的周开达，在四川独立培育出了冈系列、D系列杂交稻，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川种植广泛，大约占到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被称为“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在北方的粳稻区，还有“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以及“北大荒水稻之父”徐一戎等人。

也就是说，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袁隆平并不是一家独大，无论专业技术上的贡献，还是实际种植上的产量，和袁隆平不相上下的其实大有人在。但为什么只有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呢？实际上，这是某种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

成为中共粮食安全的代表性人物

美国麻萨诸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格丽德．施玛尔泽（Sigrid Schmalzer），曾经写过一本书《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农业》，她在这本书中提到，湖南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和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因为华国锋在成为毛泽东接班人之前，曾经掌管湖南并且负责全国农业。

华国锋在1976年成为新的中共领导人，当时正面临着党内的权力挑战，而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对提高华国锋的形象有巨大帮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杂交水稻被政治挑中，袁隆平也因此逐渐走上了历史前台。

袁隆平培育的品种1976年才开始推广，1978年就达到最大面积。从袁隆平开始，所有著名的稻种，从育成到播种最大面积的时间都有了大幅缩短，从之前的不少于12年，缩短到了4到6年。

这之后，袁隆平的学术地位日渐巩固，成为了“泰斗级”的人物，并且持续引领中国水稻的育种方向。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稻工程，到基因改造育种重大专项，每一次的决策方向都会参考袁隆平的建议。

而在中共的舆论引导下，袁隆平被逐渐“神化”，地位也越来越高，而且成为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代表性人物。

我们举个例子，1995年的时候，美国的环境和农业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写了一本书叫《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他提出，由于耕地面积减少，以及膳食结构的改善，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当然，这篇文章遭到了中共的猛烈批判，并且被定性为“中国威胁论”。官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可以用只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而且，重要的是，袁隆平认为，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他的话，无疑对稳定社会民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开始研发超级稻，将亩产从700公斤逐渐提升到现在的1,100公斤，一次次刷新著世界纪录。实际上，当前中国水稻的平均亩产不到500公斤，低于试验田高产纪录的一半，远不是世界最高的。

这里有一组数据，在2019年的时候，世界亩产最高的是澳洲，每亩585公斤；美国排在了第三位，每亩558公斤；而中国，排在第十一位，每亩只有470公斤。但这些数据，并不会妨碍中共不断地在报导中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甩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20多年。

我们知道，中国整体粮食的自给率是在85%以下，但是世界粮食自给率的安全水准是多少呢？是不能低于90%。那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隆平不断刷新的研发成果，也就成了一个中共保障粮食安全的代名词了。

记得去年4月份时，当时全球很多国家都限制了粮食出口，这也让一些中国民众感到恐慌，很多地方爆发了抢购粮油的风潮，当时，中共官方搬出了各路“专家”来稳定人心，袁隆平也在其中，安抚民众“不会出现粮荒”。

此外，中共拚命炒作袁隆平的另一个目的，想必是要给中国人灌输一个固定概念，也就是中国人饿肚子、闹饥荒，都是因为水稻产量太低，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什么制度问题或者是政策错误。

这样一来，中共不但可以甩脱“共产制度导致大饥荒”的罪责，反过来，还可以用来强化中共一直灌输的一个谎言，那就是，中共养活了中国14亿人。所以，中共打压那些质疑袁隆平的声音，根本上，还不是为了袁隆平的声誉，而是要维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人不会饿肚子了吗？

有意思的是，袁隆平这位被中共大力政治宣传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入过党，因为他说自己“不懂政治”，袁隆平本人可能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中共藉他搞政治，只是这一来一回中，袁隆平还是一不小心就说出了涉及政治的大实话。

2019年7月，袁隆平面对中共央视采访时，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别国不卖，就麻烦了。”当时，袁隆平还又一次提到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央视的记者马上打断说“咱们中国不缺粮食”。

但是袁隆平，马上否定了央视记者的说法，他说，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的，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这是个大问题。

看来，袁隆平真是不懂政治，又一次说了大实话，就是说中国粮食其实不够吃。但是，中国人真的会因为外国不卖粮食而饿肚子吗？

其实，就是在那个大饥荒年代，也不应该饿死人。一位大陆农业研究人员说，那时候很多国家都主动要求送粮食给中国，连前苏联都说暂缓债务。但问题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们必须要保住这个党的面子，饿死人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党的危机更重要。

换句话说，杂交水稻的成功，不能保证人民不饿肚子，但是中共制度却是可以饿死人的，这就是中国人见证过的道路。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