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颗扭紧的螺丝钉都有罪
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西方媒体上的讨论，左中右都有，这个要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了。有一个可能比较右派的评论，我印象深刻，他说，二战期间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遭遇，是后来以色列复国的一个道德和法律基础。
犹太人二战期间在欧洲死了六百多万，大批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虐待致死，战后真相逐步被揭露，震惊全球。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发誓“永不再发生”（Never Again）。
今天，我们不讨论以巴冲突，也不讨论国际政治冲突，我们谈目前仍然需要面对的同样的人道灾难。
前几天，北京法轮功学员许那，在海外发表了她的一篇文章，让我感受良多。许那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以前叫北京广播学院，她是一名画家，多次被抓进监狱，去年再被抓捕，再次入狱。
我先读一段她的文章。
“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中国的监狱。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监狱，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反复经历漫长的酷刑，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看护，随时检测你的体征。我在那儿多日不被允许睡觉，被发现心律不齐。于是警察命令说：‘让她睡一小时，休息一下。’
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被发明，比如：劈叉，将双腿拉开成180度，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反复按压。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这个办法好，因为疼痛难忍，但又不伤及骨头。’
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而它们的目的是摧毁人的精神、良知。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一个警察认真地对我说：‘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把你的大脑摘掉。’”
许那这段文字，让我们震惊吗？她宁愿自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那个我们发誓“Never Again”的地方。我们人类最大的恐惧，据说是生老病死，但死不是最可怕的，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中共的监狱执行这种让人生不如死的政策，已经有七十年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如果读一下法轮功学员的证词，就会知道，劈叉只是让人痛苦的其中一个方法，比劈叉更让人痛苦的刑罚，起码还有五六十种，每一个都可以导致人痛不欲生，也都令人发指。
纳粹的集中营，目标是消灭犹太人的肉体，中共的这些集中营，目标是消灭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你变成行尸走肉，变成奴隶。使人陷入无法忍受的痛苦，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
杀人很容易，改变人很困难，所以中共发明的让人痛不欲生的刑罚也就越来越多。
许那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时候正是大学生，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远离中共宣传部门和广电总局控制的那些机构，变成一个自由画家，希望能轻松度日。1995年，她和先生于宙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
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许那被抓关在监狱里面。
她在文章中说：“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共同受教于以培养党的喉舌为宗旨的中国传媒大学，如今她是北京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
这次采访后不久，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最后称她为病死，我因检举、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许那的丈夫于宙，长得很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生。
1999年8月，他们在北京房山参加了一次同修们的聚会。那次，来了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现在在美国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劳教两次）、现在流亡海外的母亲刘桂芙，美国法轮功学员黄万青博士的弟弟黄雄（现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发生后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见见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会后，于宙、许那夫妇为了照顾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拦住，抓进看守所40多天。因为没抓住别人，所以警察们把他们俩口子当作聚会的‘组织者’严加审讯，可他们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们在警察面前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义让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释放后，地方片警不肯再为难他们。
2001年，曾经借住在许那家的东北四平法轮功学员李小丽（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据李小丽的电话号码，查到了许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了许那。11月北京房山中级法院对许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受到各种虐待，仍然不屈服，后来监狱长周英批准，把许那关进“小号”折磨，2004年许那又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在监狱中，许那总是不断地向犯人们讲述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自己的善心与正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时间长了，警察和犯人们都觉得许那说得好，说得对。因为担心许那把监狱里的人（从干警到犯人）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监狱长经常给她调队，每次调队时，犯人们都洒泪与她送别。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许那被释放回家。夫妻也终于团聚了。许那继续在工艺美术界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回家后不久，就被中央美术学院看中，免试录取她读油画系的研究生。于宙为了保证妻子的学业，把家搬到校园附近。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许那的丈夫于宙，长得很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生。
1999年8月，他们在北京房山参加了一次同修们的聚会。那次，来了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现在在美国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劳教两次）、现在流亡海外的母亲刘桂芙，美国法轮功学员黄万青博士的弟弟黄雄（现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发生后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见见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会后，于宙、许那夫妇为了照顾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拦住，抓进看守所40多天。因为没抓住别人，所以警察们把他们俩口子当作聚会的‘组织者’严加审讯，可他们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们在警察面前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义让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释放后，地方片警不肯再为难他们。
2001年，曾经借住在许那家的东北四平法轮功学员李小丽（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据李小丽的电话号码，查到了许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了许那。11月北京房山中级法院对许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受到各种虐待，仍然不屈服，后来监狱长周英批准，把许那关进“小号”折磨，2004年许那又被转入一个没有“法轮功”的劳动队，严管隔离。在监狱中，许那总是不断地向犯人们讲述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自己的善心与正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时间长了，警察和犯人们都觉得许那说得好，说得对。因为担心许那把监狱里的人（从干警到犯人）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监狱长经常给她调队，每次调队时，犯人们都洒泪与她送别。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许那被释放回家。夫妻也终于团聚了。许那继续在工艺美术界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回家后不久，就被中央美术学院看中，免试录取她读油画系的研究生。于宙为了保证妻子的学业，把家搬到校园附近。
一年之后，2008年1月底，于宙和许那的车被警察截停。那一年的夏天，北京会举办奥运会，中共全面加强保安。北京警察在他们的车上发现了一本书《转法轮》，所以把两人抓到警察局。
2月6日，于宙的父母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他们马上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当家属赶到那里，于宙已经停止了呼吸，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
于宙那时也在社会上漂泊，和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团，只有三个人，名叫“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小娟是一个残疾女孩，声音很好听，小强是她的男朋友，会弹吉他，于宙吹口琴，也打鼓，不是爵士乐的那种鼓，而是小型的民乐的那种小鼓。他们这个小乐团为乐迷们演唱各国的乡村歌曲，传统民谣，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拥有一群忠贞不贰的拥护者。小娟是个残疾人，行动不便，可在小强和于宙的帮助下，她顽强地在艺术道路上走着，渐渐的，她轻柔的歌声和乐观豁达的性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这个乐队小有名气，经常去各大酒店演出，2007年这个乐队进行了三次专场巡回演出，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晚霞》、《我的家》、《山谷里的居民》等深受歌迷喜爱，《我的家》成了每场演唱会的开场曲与谢幕曲。有公司还投资，专门为他们制作了一个MV。
2008年1月26日，于宙被抓之前，刚刚参加完一场演唱会。
十天之后，他死在通州看守所。2月7日，是中国新年的大年初一。乐队歌手小娟在她的个人博客中，发表了据说是多年前已经创作的一首歌曲，美丽的魂魄。这次，小娟用清唱的方式发表出来。歌词是这样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们会变成美丽的魂魄
飘在遥远的天空
也许是你先
也许是我先
折一朵天堂圣洁的玫瑰
在天堂静静地等候
家属询问于宙的死因，医生一会说“绝食”，一会说是“糖尿病”，而于宙身体健康，根本就没有糖尿病。而且人刚被关进看守所10天，怎么会因为“绝食”去世呢？为了掩盖罪行，中共的看守所逼迫家属马上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名义把于宙的家人“围起来”。于宙的家人坚决不同意火化于宙的尸体并要求尸检。看守所曾一度答应许那办理于宙的后事，可后来突然又说话不算了，还把许那转押到了北京看守所，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市局七处”，是北京警方专门处理所谓的“政治犯”和“重刑犯”的地方。
这是13年前发生的事情，当年11月，失去丈夫的许那被判刑3年。
去年7月，许那再次被捕，和她一起被捕的，还有多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罪名，是在疫情期间，在网上发表了几张街道上的照片。在中共看来，这几张北京老胡同的照片，严重威胁了中共的安全。
至今，许那还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许那的母亲是美术学院的教师，已经去世，父亲是中国大陆知名画家，她本人的画作在中国大陆也颇有名气。
为她辩护的梁小军律师，在他推特中写道，“许那作为一个画家、自由撰稿人，她的学识、她自身的悲惨遭遇和坎坷命运，带给她一种深敛于内心的睿智、良知与勇气。”“残酷环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应有的名气与影响，虽然被民间社会所低估，却为官方所不敢轻视。每次会见她，于我，都是一种聆听与学习的过程。”
许那对律师说，和她一起被捕的，大多是北京年轻的法轮功弟子，有些还不到20岁，所以她必须为他们战斗。她在最近海外发表的文章说：“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即使离你很远，也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他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
她说：有些事于我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无可逃避。
所以她认为：“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
面对那些罪恶假装看不到，甚至有意无意去配合的人，无论再无足轻重，在道德上可能都是有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这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文章转载自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