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

作者

金钟

千家驹（右）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

千家驹（右）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多年前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晚年自撰年谱，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录一生经历与所见所闻，坦诚态度与揭露性为世所罕见。本刊主编获赠一册，特简介其精华于本文，以弘扬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16岁加入共产党晚年秉笔直书心路历程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学者，却成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个人年谱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篡政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

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像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见证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新店牌。

中共搞公私合营，侵吞民族资本家财产。图为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新店牌。（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

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中共篡政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

年谱中谈到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反右运动中，斗争批判

反右运动中，斗争批判“大右派”知识分子章乃器等人。（网络图片）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份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晗。

千家驹写道“吴晗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份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份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

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