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回忆录——目击长春围城惨象

按：人类文明发展到了20世纪，居然在长春发生饿死10几万人的惨案，共产党不愿旧事重提；国民党又因孤城失守，还者无几，外间知者不多。中国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了14年，好容易盼到祖国光复，却遭此浩劫，无辜冤死的16万同胞。

日寇投降后，我被军统局派到东北行辕督察处，1946年3月到了锦州，在东北保安局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作文强的主任秘书，负责办理该处的成立工作，但只做了一个月不到，就被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派为“东北九省统一接收委员会”的少将纠查队长，旋即进驻沈阳。

1946年6月，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接任吉林省主席，我辞掉一切职务，随他去吉林市，与军统局就此断绝关系。梁华盛聘我为吉林省政府参议，并兼任省政府驻长春代表，所以我和家小从此一直住在长春。

1947年秋天，我并一度兼任伊通县县长，但只做了8天。到了1948年初，局势逆转，吉林市吃紧，吉林省政府跟着第60军撤退时贮存在吉林市的全部弹药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该处被共军不劳而获。

长春城内当时驻的是新1军的一个师，师长李鸿，奉命扩编为新7军，并升任军长，负责与60军共同保卫长春。长春的防务大致上分成两边，西南边由新7军负责，东北边由六十军负责。

时局逐渐吃紧，1948年5月前后，长春飞机场随着最后一架飞机的飞离也宣告失守，这时陆空两路对外交通完全断绝，共军的包围圈也越来越缩小。

长春市没有城墙，国军的防御工事便顺着市郊地形建筑，来攻的共军，也大致顺着国军的防守线建立了一道包围圈，双方阵地之间，约有三四里路宽的无人地带。

由于上年秋天长春外围相继失守，进入市区的粮食逐渐减少，到了1948年春天，杂粮高涨到约百元东北流通券一斤（1块流通券值法币13元）。

共军包围长春后，不准一粒粮食运到城内，城内的粮价逐日高涨。

长春曾是伪满的首都，建设很现代化，原有60万人口，局势动荡时仍有40几万，这些人完全靠城内的存粮供应，到了1948年7月后，粮荒已经相当严重，一般人开始想办法搜索粮食代用品。

在此情形下，人民便想出城逃难，起初，如果用手枪、望远镜等类东西，交给共军，还可以买通卡哨，可是手枪不是公开可以买到的，而且价格越来越高；望远镜市面虽有，也极其有限，价钱当然是水涨船高。不久这两种东西都被搜买一空，此路也就不通了。

有一天，长春周围五六十里包围圈的某个共军卡哨忽然开放，但是时间极其短暂，大家闻风赶至，就又关闭了。无数难民就拖着饥饿的肚子，绕着这个真空地带，不分昼夜，寻来寻去，希冀万一能找到一个放生的机会。

除了在卡哨偶然可以看到共军活动之外，其余都藏在青纱帐（按即高梁田）中工事里，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

难民哀恳说：“我们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

共军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

有的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难民身上带的零星食物，几天就吃光了，有些又回到城里，可是大多数人，想到回城后也难找到粮食，还不是饿死？所以就梦想有朝一日共党会开恩放行。却是在城外没有几天，就饿得没有气力，走也走不动了。

到了该年8月，我家眼看也有绝粮之虞，内人也曾带着儿子一起逃生，自然也被共军挡住不放，在真空地带钻了几天，回来后母子俩简直成了呆子，哭泣无言。后来我的儿子才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腐臭难闻，真吓死人，母子俩回来后，很多天都精神失常。

这时城里有个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奉命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死了。大家听了这个传说，以为这下共军可能放行了，就又出去碰机会，结果仍然是不放，共军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你们千万别再过来，过来只有对不起开枪了。”

这是城外的情况，回头再说城里。城里自然没有公开买卖粮食的地方，谁有一点余粮想卖，只有偷偷摸摸的做，而且黑市价钱随口而涨，高粱米最后过两亿元一斤，谁能买得起呢？于是纷纷蒐罗各种可吃的东西。

第一种是曲子面，曲子是旧式糟坊制酒用的发酵品，到了伪满时代，已经没有人用它，在库房存放多年，现在拿出来充饥，几乎成了石灰质，又苦又辣，根本没有什么养份可言。吃了以后，人会全身发肿，初看好像是发胖了，其实已是死亡的前奏，过不了几天就死了。

然而就是这种要命的东西，都不容易买到，最后叫价到流通券1亿元一斤。

树叶子早已被采光，米糠豆饼全成了宝贝，特别是豆饼，卖到1亿5千元一斤。山货行存着的牛皮马皮驴皮的皮革，更卖到两三亿一斤，买回家设法弄软了，再煮着吃了果腹。

南瓜藤也不容易找到，卖到几千万元一斤。我见到过一个老百姓，拿不知几百万元买了一段南瓜藤，也不管那上面有没有须刺什么的，就一下子塞进嘴里吃了。

当时的粮食价值高于一切，最好的钢琴、象牙键子，在街上只要20斤高粱米。一栋百来间的大楼，只要一袋大豆。可是谁会有高粱米或大豆？

我家住在闹市的背巷，巷口有个小孩，躺在地下凄惨的哀号：“爸爸！妈妈！你们上哪儿去啦，我想你们呀！”他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有个人去安慰他，他总是不答腔。旁边有个卖水的说：“孩子的父母为了逃命将他丢了，他只想他的父母，一股劲儿的哭。”第二天走到那里，他已经死了。这类事情很多，我不过在此略举一例而已。

这时主要的大街上死尸虽然不多，但是路过空房子、背巷子就要小心。所以我在必须走过那类地方时，只有低着头快步，深怕看到什么惨状。

城里的灾荒已经如此严重，共军还不时的向城里开炮，大家横竖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不过在这么惨的饥荒里，老百姓还没有聚众闹事的。据我所知，曾发生过这么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有个时候，街上出现卖熟肉的，没有皮，说是家里的狗肉。大家一见就抢购一空。有个外科医生也去买，一看是人的骨头，赶紧报告治安当局，把卖肉的抓到。果然卖的是人肉，他的办法是把小孩诱到屋内，一棒打死，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居然做起生意来。治安当局立刻就把他抓去处决了。

第二件事，是在8月的一天，四马路附近唯一的一家小饭馆，有一个顾客吃过饭算帐时，把手伸向怀里做掏钱的样子，不到几秒钟，就碰的一声，一个手榴弹爆炸，把自己立时炸死，跑堂的和其他客人都受了伤。我走过那里，听到有人在议论：“他大概是死也要做饱死鬼，又觉得吃饭不付帐，见不得人，所以干脆把自己炸死完事。”

新7军原驻长春，多多少少有点底子，比较不太紧张，60军是由吉林撤退来的，没有存粮，完全倚赖空投和就地采买，每天经常有运输机运粮来。先投在郊外，但常常落入共军的阵地，后来改投城内，有时不免掉到民家，老百姓也就不客气的藏着自己吃。

运输机来了，共军就用高射炮打，运输机虽然飞得慢，可从没见被打下来过，但威胁总是存在着的，转几圈想法尽快投完就走。空投原先还用降落伞，后来就光用麻袋，也有压死人的事情发生过。我亲眼看到一个妇人正在屋檐下洗衣服，一下子就被砸死了。

8月节，中央还空投过月饼什么的应节食物，吃过的直落泪，觉得中央政府实在想得周到。

燃料也成了大问题，后来只好拆空房子做柴火，先从市郊起，慢慢拆向市中心，转眼看冬季快到了，空房子已经拆光，便有人想撬起马路上的柏油当柴火烧，但这时已经到了围城之战的尾声了。

长春虽是孤城，实际上全国同胞都曾尽了一份经济支援的力量。因为城内粮食越来越少，粮食越涨越高之际，就地采购用的款项票面越来越大，最后只好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大面额的本票。

中央为了维持货币信用，准许大家向关内通汇，其时长春的一斤米价，汇到外地可以买一两多黄金。通汇地区从沈阳到广州都可以，所以说全国同胞都多多少少支援了长春的守卫，但附带的也造成了后方的经济紊乱。

据吉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当时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被捕后，与我一齐“学习”时的“坦白”说：长春饿死的约有16万人。记得长春被围开始时还有40几万人，到失守时仅剩6、7万人。除了共产党夏初开始围城，封锁不严，利用各种方法逃生，至多不过20万人外，我计算一下，他说的数字是合理的。

19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忽然60军的布防区域不准通行，后来不久就知道60军叛变了。这时新7军是打还是降呢？就成了关键问题。

我在被拘押期中，除了碰到尚传道外，还见到吉林省保安处处长李寓春，他们说新7军的军长李鸿是不肯投降的，但他那时患重病，已经身不由主，职权由参谋长史说代行。军中校级以下的军官也都不肯投降。

郑洞国是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召集大家开会，问大家意见如何？史说首先代表发言，说是全军将士都不愿再战，而且孤立无援，战既无益，就应放下武器。郑洞国当时把大腿一拍，含着眼泪说：“我革命几十年，想不到今天会落到这般田地！”

当时的司令部已搬进中央银行，取它是花岗岩建筑，准备死守。与八路军代表签字的时候，郑洞国还发怒地对空放了一阵空枪，大概是表示战至“最后”吧？

他和共产党代表签字的协议，全部条款是在报纸上公布了的，事隔将近30年，我已不能记忆全文了，但有一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共产党绝对保证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身家性命的安全，愿意回家的可以遣送回家。”可是当我在吉林公安厅和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时相继遇到尚传道（从1948年一直关到1965年）、李寓春，还有“起义的”60军52师副师长欧阳午，居然都成了“战犯”，使我大吃一惊，与签字条文对照，我的印象特别强烈！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20世纪，居然在长春发生饿死10几万人的惨案，共产党不愿旧事重提；国民党又因孤城失守，还者无几，外间知者不多。因为此一事件与我后来的叙述有关联，同时为了悼念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了14年，好容易盼到祖国光复，却遭此浩劫，无辜冤死的16万同胞，我作为身历其境的目击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把这一事件概略地公诸于世。

来源:《战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