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灿:没有爱国贼,祇有爱党贼(下)

 

吴学灿:没有爱国贼,祇有爱党贼(下)

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大纪元)

 

接上篇

党是什么?

要弄清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就要先弄清党是什么。

关于党,中国古代有过一些说法。如:朋党、党争、君子群而不党、结党营私,等等。最著名的党争大概要算唐朝的牛李党争和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党争了。牛李党争卷入的名角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于是又有了韩潮州、柳柳州的说法。

王安石、司马光党争中卷入的苏东坡和欧阳修,名气比两位党争的主角还要大。苏东坡被流放海南,于是有了海南詹县的苏公祠,成为当地一大名胜。

 

中国古代的党争,实际上祇是皇权重压下的朋党之争、帮派之争,与现代政党是根本不同的。

外国在古代也有党争,也有朋党之争和帮派之争。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

1679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剥夺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围绕王权在议会形成了维新的辉格党和保王的托利党。这两党后来分别发展为自由党和保守党。

现代社会中的党,都是与获得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 。因此,党也叫做政党。

作为现代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最早是由英国的《选举改革法》在1832年形成的。

政党的竞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征。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汤加王国、西萨摩亚、巴林国、阿曼苏丹等君主制国家中没有政党。这些国家的政权是由国王掌握的,不存在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

有政党的国家不一定就有民主。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金正日的北朝鲜以及古巴、越南、缅甸,都有政党,都没有民主。

为了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对政党作出若干规定。主要有三点。

一、政党的成立。

政党成立时,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宗旨。宗旨必须符合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

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根据政党的宗旨或者党员的行为,表明某一政党意图侵犯或者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该政党就违反了宪法。”

二、各政党一律平等。

联邦德国《政党法》规定:“如果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对政党供给某种设备,任其使用,或者给予某种支持,必须对所有的政党平等对待。”如在竞选期间,给予各政党以平等的机会在新闻媒介中发表政纲,进行竞选。

三、公开资金来源。

各政党必须对自己的经费来源予以公开,司法部门有权调查各政党的经费来源。联邦德国规定各政党每年对财务问题提出一份公开的报告书。报告书由经济检查事务所进行检查。

政党的目的在于掌握国家政权,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政党的经费来源公开化幷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防止政党危害人民的利益,不允许他们祇谋求自己的一党之私,就像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批评的“结党营私”。美国的司法机构和新闻媒体调查中国共产党通过黄建南等人给民主党捐款的事,就是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经费来源的监督和检查。

上面说了党和政党。那么,什么叫做执政党呢?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一党专制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王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党竞选的制度。在多党竞选中取得议会多数的党,才能执政。因此,也叫做执政党。

执政党通过竞选取得了议会多数之后,幷不能由党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执政党是通过掌握议会多数,由议会任命国家的主要官员,来体现对国家的管理。

在宪政民主国家,实行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这些国家,公职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政务官或政治职位。这些职位的任职者是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是通过政治任命产生的。另一类叫做事务官(或称文官、公务员),一般是常务副部长或司局长以下的全部职位,通过考试录用、晋升,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不管哪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都不得撤换未犯过失的事务官和公务员。这样,国家机构就不会成为某一个党派的附庸,而且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而不能是某一个政党的仆从。宪政民主国家不准任何政党建立军队,也不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不准在军队内部发展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农民中敢于冒险的人为主要成分组成的打天下、抢政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是富农的儿子。打天下的主要人物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王震、许世友等人,都是农民中的地痞、流氓、恶棍、泼皮、无赖。虽然其中的彭德怀、朱德还有点良心,但他们在抢夺政权、建立共产党法西斯专政的过程中,还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有枪就是草头王。

毛泽东像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一样,拉起队伍是为了做皇帝。刘邦、朱元璋、毛泽东当上了皇帝,是成功者;李自成、洪秀全先胜后败,终于是失败者。所谓成王败寇,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呢?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把来自西方的流氓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拿来,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术和地痞流氓无赖泼皮恶棍二流子的种种手法混合杂交,产生了最有效的超级流氓理论--毛泽东思想。这种叫做毛泽东思想的流氓理论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成为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的信仰和精神支柱。那些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邪教蒙蔽了的农民子弟,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加上郭沫若、千家驹,于光远、邓拓、邓力群、韦君宜、胡绩伟等等大学生、大知识份子的示范作用,没文化的自然就深信不疑了。在信仰的驱使下,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土匪武装改编而成的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争夺中国政权的所谓解放战争中,终于取得胜利。

第二、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政府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与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进行了八年浴血奋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加上美国的支持和帮助,终于使日本侵略者投降认输。然而,八年的时间过去了,国民党的军队也被日本皇军打得七零八落,真正实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所梦寐以求的“两败俱伤”的愿望。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也被打垮了、打散了、打碎了。共产党呢?躲在旁边偷着乐。一边开荒种鸦片卖钱买枪,一边收罗农民和傻帽知识份子加入共军,扩大所谓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地盘,还要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准备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这就是共产党的“持久战”。

第三、斯大林新沙皇为了永远地侵占老沙皇从中国掠夺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甚至还要得到中国更多的土地,对中国的叛国集团--共产党给予大量的财力支持和军事指导。武器弹药是从蒙古、新疆、东北等漫长的中苏边界运来中国交到共产党的手中,有时还用飞机紧急运送到延安等共产党盘踞的地盘。共产党卖国集团用新沙皇的卢布颠覆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把中华民国政府挤到了台湾岛上。

为了报答斯大林新沙皇的指导和帮助,毛泽东默认了老沙皇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默认了新沙皇对外蒙古的侵占和后来的蒙古独立。直到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败家子,才与俄国签订了真正的卖国条约,明确承认老沙皇的侵略成果。什么海参威,什么贝加尔湖(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都在法律上成为俄国的天然良港和境内湖泊。

第四、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等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有狠毒的一面。但是,蒋介石的“狠毒”,比起毛泽东,简直不值得一提。共产党拍的电影,宣传国民党的军队把老百姓押在军队前面,使共产党不忍心开枪。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国民党军队因为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如:傅作义在北京投降,就是考虑到北京的老百姓和古都、古建筑的安危,当然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如意算盘。他听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尤其是他的女儿、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傅东,对她父亲的投降起到了关键作用。

现在,已经有许多史料刊登在海外的媒体上,尤其是电脑网络上,公开了被共产党封闭了几十年的珍贵史料。如:东北战场上,林彪的军队为了占领长春、四平、吉林等东北重镇,把国民党军队连同几十万、上百万老百姓围困在城内,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老百姓偷偷出城挖点野菜,毫无例外地被共产党开枪打死。共产党的理由是:老百姓挖的野菜会被国民党军队拿去吃。就这样,当国民党军队突围逃跑之后,城里的老百姓也活活地饿死了。有的城市饿死几千几万,有的饿死、渴死几十万。这就是共产党的“人民解放战争”。

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人民;实际是为了夺取政权,不惜饿死渴死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民。至于六零年饿死几千万,也是为了毛主席的三面红旗不能倒。老百姓被饿死了,实际上也是被解放了。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继续解放。这种解放,祇要共产党还存在,就会没完没了。饿死了,就不用再受共产党的罪了。这不是解放,是什么呢?死了,涅盘了,圆满了。这样理解共产党的“解放”,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第五、国民党坚持新闻自由、半自由,而共产党的新闻自由祇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头目的自由。

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是所谓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的大后方,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新闻自由,随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使老百姓误以为国民党真的比共产党要坏几千倍、几万倍。一直到决战时刻的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心脏--首都南京还驻有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头目先后主持第五纵队的筹划和安排。代表团驻地就在南京的梅园新村。

我的老上级胡绩伟,从二十几岁参加共产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直到六十几岁才明白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这之前,就是像胡绩伟这样的大学生、文化人,成千上万地奔向共产党盘踞的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了国民党的新闻自由,才蒙骗了这些年纪轻轻、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文化人。他们到延安后,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脑,成了有文化有信仰(西洋邪教信仰)能说会写善于宣传马列毛邪教的宣传兵。他们有的留在延安,有的进入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有的则返回国民党统治区,成为动摇国民党政府根基的第五纵队。这些第五纵队的队员,利用国民党的新闻自由,大肆宣传共产党的邪教理论,拼命诋毁国民政府走向宪政的种种努力。他们还以拜师求教等种种手法,对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名士大儒大灌迷魂汤。在这些所谓文化巨匠乐陶陶、昏昏然的时候,就被他们的学生拉上了共产主义邪教的贼船,站在共产主义邪教的立场上,用手中的笔写成攻击国民政府、毁谤宪政民主的文章,幷自称是什么投枪和匕首,戳痛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心。他们混淆了老百姓的视线,降低了老百姓的思考能力。

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这些文化巨匠背叛民主的国民政府,投向共产党邪教的怀抱,对于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遭受的种种苦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来中国真的实现民主了,一定要把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文痞汉奸骗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文化人永远的警戒。具体办法可采用在历史书上写明、在教科书上列入、在碑铭上篆刻等。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自命清高,以反叛者自居;实际上反叛的是正在艰难走向民主的国民政府,却投靠了根本没有民主的共产党邪教势力。祇为了“反叛者”的虚名,就被共产党及爱党贼们捧昏了头,欢天喜地地、孜孜不倦地创作遵命文学,成为革命文化的旗手。

爱国有理 爱党有罪

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爱家乡,一点也不含糊。有人骂我是爱国贼,那就去骂好了。祇要他们有精神,有力气,一天骂到晚也没关系。如果他们有人供养,不用做工挣钱,还可以一年骂到头。

我因为被共产党逼得实在熬不下去了 ,无可奈何之下,才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底,离开自己的祖国,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到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利坚。

来到美国后,远离祖国和家乡,时间越长,就越是思念祖国,想回故乡。真是应了一句俗话:距离产生美。时间上、空间上距离越大,对祖国的山河越是怀念,对故乡的风味小吃、儿时朋友越是怀念。我现在打电话最多的是小学老师和同学,就是为了回忆童年时代的生活和学习。虽然回忆是痛苦的,因为那时正是六零年前后差点饿死;但是与小学同学谈到当年趣事,还是经常在电话里笑得肚子生疼。

越是怀念祖国,越是想回故乡,就越是痛恨共产党。与小学老师同学谈到当年饿死的老师和同学,恨不得把共产党头目统统地千刀万剐。

反共,才是真正地爱中国

为什么有人祇骂爱国贼,却不敢骂爱党贼呢?因为共产党实在太可怕了。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好的证据就是毛泽东自己的文章。《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领导农村的地痞流氓恶棍无赖的下流嘴脸:“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地主小姐是个年轻姑娘,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在新沙皇的支持下,利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错误,混进了国民政府,混进了国民党中央。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共产党更是贼喊捉贼地大发国难财。明明是他们趁着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在一边乘凉、休整、训练、发展,坐收鱼翁之利;却倒打一耙说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准备下来摘桃子。毛泽东感谢田中角荣和大平正方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就在全国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四散逃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叛国集团却欢天喜地、兴高彩烈、弹冠相庆。因为,国家的困难、人民的痛苦,正是他们这些乱世奸雄大显身手、篡权夺位、称王称帝、出将入相、卖国求荣之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有人说毛泽东是千古一帝。不错,毛泽东就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最暴虐、最阴险、最毒辣、最无耻、最狡诈,最不讲信义、最没有廉耻、最没有良心,杀人最多、祸国最烈、诛心最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千古一皇、万年一帝。

以毛泽东为最高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敌人,是中国历史上对国土破坏最彻底、对国民杀戮、摧残最严重的一个统治集团。套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用语:以珠穆朗玛峰作笔,以太平洋作墨,以蓝天作纸,也写不尽毛泽东、共产党的罪恶!

奇怪的是,那些动辄骂别人是爱国贼的人,为什么放着毛泽东、共产党不骂,也不骂那些为了从共产党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分一杯羹的花某某、梁某某和陈文英之流。正是花某某、梁某某和陈文英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干着爱党贼的勾当。他们根本不爱中国,但他们确实爱中国共产党。因为祇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让他们非常轻松、极其愉快地通过“做生意”祇赚不赔,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进账,还可以戴上共产党送给他们的一顶花帽子--“爱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黄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