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共产邪灵 毁人不倦（上篇） 

引言

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钱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

中国社会的姓资姓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说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 

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匮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流油；忽而让人禁欲，忽而让人狂欢；一会儿破坏文化，一会儿“恢复传统”；一会儿姓社，一会儿姓资。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它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 

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

说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揽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骗得了人？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天。但是，当初不是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性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也是人，也看不清共产邪灵，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性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性，如同铁路换轨一般，把人的心灵深处对神性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 

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

为了毁灭人，它搞乱社会，淆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也捏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也一样是斗。为了斗，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把坏人捧到九天之上，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 

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 

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把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把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1. 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

共产主义把魔鬼美化成神，同时把神诬蔑为虚幻的想像。它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给魔腾出空间。

1）共产党带头反神

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也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他曾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地惹人生厌，令人作呕。”

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它宗教信仰，把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三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

2）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

《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地顺应天命，才能求得长久的福分。）

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 

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

仅从常识角度说，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 

中共窃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看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 

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把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牌的共产党员也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天，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把这个“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

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3）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

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封资修”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伟光正”，或者为今天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

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地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

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把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作注脚。 

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它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把古代社会当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说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

在20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把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义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疵点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篡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

在共产党给中国文化造成旷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了。

2. 强力洗脑，颠倒善恶

共产党把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

1）以“革命”冒充“天命”

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

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篡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把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把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把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它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把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把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

2）党定道德 以恶为“善”

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也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也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篡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干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它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

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把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说明阶级立场分明。

这样一来只要挂着“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多么高尚，也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 

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地接受。列宁也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给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

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

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如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身之祸。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也谨慎地把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实际上也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

3）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批《武训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也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倚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绞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也绝不逊于拳脚。 

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道：“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

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4）人伦浩劫 全民遭殃

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为祸之烈，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

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

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把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揪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揪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里、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

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且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场。

如果人们在镇压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天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借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那么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也可以在商战中尔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熟”、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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