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证据”德国富商从红色地狱中幸存（上）

罗贝尔特·罗特先生（Robert Rother），一位曾在中国如鱼得水、迅速积累资产，营业额远超过上亿美金的德国人，如何从在中国过着纸醉金迷、混迹中国上流社会，到一夜之间变成身无分文的阶下囚；

如何被非法关押了13个月，辩护律师还拿不到他的任何资料，直到被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后才被判八年监禁，罪名是他从未承认过、没有证人的合同欺诈罪；

如何在东莞监狱里做奴工，每天九小时、每周七天和每月可得22元人民币；

如何做完奴工后，每天两小时坐在小板凳上观看《新闻联播》、接受训话及有关共产主义、一带一路项目等话题的洗脑。

在书中，罗特先生还披露德国领馆让他不要触怒中国（中共），不要向媒体披露，直到他忍无可忍，以要自杀来迫使母亲不再遵照德国领馆的叮嘱，四处告状和求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为自己公民在中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司法待遇发声，不过最终这些努力全都落空。

罗特以自己在中共监狱中地狱般的经历得出结论：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历经苦难浩劫，Rother先生最大的感触是中共谎言无处不在，为了面子它可以信口开河，编造任何情节。也是因为这场浩劫，让他反省自身，重新审视道德观和价值观，靠着信仰的力量从中共地狱中活着出来了，没有陷入疯狂和自我毁灭。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的Robert表示，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说词。

“我的往事就是证据！”这也是Rother先生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推动他的是一种愿望，哪怕能让情况稍微好转一点都成。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保证不是两辆法拉利和豪华手表。真正的财富在于仁爱以及为人处事无愧于心。

3月14日，大纪元记者在德国波恩对罗特先生进行专访，以下部分是根据采访内容以及《龙年》一书部分内容整理成的。

结识上流社会 公司业务遽增 纸醉金迷

少年时期罗特先生就想要一辆法拉利，这个愿望在他2004年到了中国几年之后就实现了。那时候他和合伙人、来自上海的姑娘Angelina一起经营了投资公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他们带来了商机，公司业务爆发式的增长。

之后，他买了一辆法拉利，当然车价比在德国购买要贵上三倍。这让他成为首位在中国购买法拉利的白人，得以加入法拉利俱乐部，那时深圳只有50名成员，成为他跻身中国上流社会的通道。

有了这些渠道，罗特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和有钱人，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公司业务成百倍上涨，很快营业额就远超过上亿美金。那时候，罗特被金钱所膨胀，学会过着中国上流社会人的奢侈生活，纸醉金迷，放纵自己。那时的他春风得意，自我感觉“太棒了”。

触动中共根本利益 祸从天降

祸端的起源也许从罗特建立“Finance China”的网站开始的。这是一个分析中国股市的网站。“我从中国政府那里购买了中国许可证，一切手续都合法。网站非常成功，我投了大量资金，高价雇用了30多位金融分析师和翻译，进行股市分析和新闻翻译，并为外国投资者建立平台。”

公司成本非常高，当罗特收到来自美国和欧洲银行以及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许多询问后，让他喜出望外。一旦它运行下去，就可以飞速运转并赚更多钱。他不清楚的是，这家公司的存在已经触动了中共的地盘。

中共让他的公司运转了一年半。“但是这个项目令中国（中共）政府不满，我被拘留前的一个月，一位熟人警告我，说你做的这个网站，政府不满意，将会关闭这个网站。”罗特说自己持有中共政府发放的执照，一切都是合法的。熟人告诉他：“你还不明白吗？你在监视名单上。”罗特没有太当回事儿。

事后罗特说自己太愚蠢了，“自信的过头了”，他说，“我有许可证，一切都合法。但这些在中国都没有价值。”

罗特在书中写道，我把自己当作什么人物了？（实际我就是）一个渺小的德国人，却在分析中国股市时毫不顾忌政府的利益。共产党的统治者绝无可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完全忽略了：我的网站可以影响民意左右情绪，却不受政府所控。一下子我就被宣判成了国家的敌人。直到我被关押，我才明白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

“当我入狱后，听说还有许多其他商人因“腐败指控”或“欺诈指控”而入狱。”罗特对记者表示，“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是，我们拥有一家在边缘领域非常成功的公司，然后中国（中共）政府干脆将其吞并，并将他们关起来。”

非法关押 系统施压 警察只想让你精神崩溃

“在我被扣押那天（2011年5月20日），警察和我一起去了我的公寓，让我打开保险柜，包括珠宝、现金、手表等在内大约有百万美金。所有的东西后来都没在没收的清单上，是被警察偷走的。”罗特介绍说。

“我被拘留期间，有个年轻警察也因腐败被判入狱，他向我做了解释。当有人被拘留时，警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劫公寓，然后由他们瓜分。”罗特说自己还向法官报告了这事，然后法官说：“好吧，让我们调查一下此案。”其中一名从他公寓偷东西的警察也参与调查。当然他们发现案子“不是他们自己干的。”

“警察对我系统的施压，不让我入睡，侮辱和谩骂，威胁说如果我不承认有罪，或是供出合伙人、前女友安吉丽娜有罪的话，就判我死刑。”罗特说。

“拘留从三天延长到一周，之后是一个月，直到13个月。他们实际上没干别的，只想让我精神崩溃，然后签名说“好，我有罪”，或者让我指控安吉丽娜有罪。”

罗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认罪，公司合伙人也没这样做。“警察会拿来假材料，说我的合伙人已经揭发我了，说我有罪。”他说，“警察还伪造了我的中文声明，他们写下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从未说过这些。”罗特说自己总用英文写声明给警察，可是翻译出来的中文跟英文根本就对不上。

“总之，中国警察使用一切方法来进行欺骗，最主要的是他们尽量延长时间，让你晕头转向，分不清真假，他们说的一切都是谎言，纯粹的谎言。目的是让人崩溃，揭发对方，然后自己也获罪。”罗特说。

在长达13个月的关押期间，罗特的律师扮演的角色更多像是牧师，因为中国法律的禁止，他拿不到任何关于案件的资料。律师提出的几项异议，全部都被驳回。

罗特在书中写道，到了2012年底，律师终于可以开始阅读警方对罗特的指控材料，在读完全部两万页资料之后，律师对他说，“知道您有位什么样的合伙人吗？安吉丽娜没说过一句指责您的话，她承担了一切。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一直相信安吉丽娜，善良、坚强、聪明的女人，不会让我陷入困境。 现在这点确定了。 我很感动，默默地感谢她。 那可能是在中国被拘留七年零七个月期间最感人的时刻。”罗特写道。

当问到这期间最糟糕的经历时，罗特告诉记者，“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什么都不告诉你，也没有任何指控。你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或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他说牢房中还有一些警察的探子，会说“我们是您的朋友，我们帮助您”，并试图监视你。你完全是无助的，任人摆布。”

“只要有可能他们什么都干，只为得到你的签名，他们什么都承诺，试图让你认罪。”罗特说一旦签名认罪，他们将摆布你，说“你签名了，现在您有罪了。现在您可以终身监禁了。”罗特说，“那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说谎者。”

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罗特在书中写道，德国领事馆一直建议罗特不要向媒体公开他的情况，理由是“不要惹怒中国人”。为此罗特一忍再忍，靠着信仰的力量活下去。在被关押了两年零三个之后，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中国（中共）的法律制度早就丧失了信心。

“我为什么要长期听从（德国）外交部官员的建议，在我看来，他们害怕惹怒中国人。我不在乎了，我的案子早就被定罪了，审判只是一场闹剧。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他们最讨厌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场合提出批评的问题。”

“我决定自杀。我认为这是我唯一洗脱满身脏污的办法，哪怕倒在地上，但抬着头颅。”他写道。

罗特给母亲去信，“妈妈，我在这里看不到希望了，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你现在就去找媒体。如果这个案件到2013年9月12号我生日那天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的话，那么我已经死了。如果不在媒体上公开，我会在生日那天自杀。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现在你必须往前冲，否则只有我的死可以带来改变。因为那样（中共政府）不得不回答问责。我受够了，我不怕死亡。我与神沟通过了。我的死可以使许多无辜的人改变人生。”

罗特自杀的威胁震撼了他的母亲，她终于抛开德国外交部的建议，开始联系媒体。她写信给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尔、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总统高克。他们的回信语气礼貌，但内容无关痛痒。

北威州的报纸充满了对罗特案件的报导，人权组织“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ACAT）注意到了他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努力帮助他。柏林和北威州的议员也在帮他，敦促联邦政府“利用其影响力，以便在没有针对罗贝尔特·罗特的具体指控时立即释放他”。但是德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尝试的话。

“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没有放弃， 2014年1月在中国（中共）对罗特作出判决时，该组织给当时的外长斯坦迈尔写信，并要求他提供有关外交部和驻北京使馆正在做什么的信息。”

“外长的回信没有明确的立场，只提供了一些答非所问的信息。当2018年罗特回到德国看到这封信之后，对这封信的印象是：“这与我在东莞的地狱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印像是一致的：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待续

文章转载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