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第五章）：渗透西方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上）、（下）
目录
引言
1.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共产主义
2.共产国际、谍报战、“谣言”战
3.从罗斯福新政到进步主义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和平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7. 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8. 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10. 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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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美国大选是几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选举。虽然58%的投票率并不算高，但选战过程却一波三折，很不寻常。随着共和党候选人胜选，喧嚣的选战暂时落下帷幕，但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对新当选总统的攻击，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游行者打出“不是我的总统”等标语口号，称新选总统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纳粹党人”，要求重新清点选票，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
虽然抗议者一再声称他们的游行示威出于自发，调查记者还是发现了关键的证据，揭示出其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据指证，组织抗议的是左派的“职业革命家”，这些团体和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极权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劳敦制作了记录片《陷于重围：2017美国内战》（America under Siege:Civil War 2017）。[1]
劳敦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出于冲动说上面一番话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共产主义问题，发现共产主义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2]由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渗透进政界和企业界，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左，即共产极权方向迁移。就在世人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阵营欢呼的时候，共产主义却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肩负着“世界警察”的天赋使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与最后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美国抵制住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威胁，最终不负众望，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百多年前，赋予远见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体系和哲学理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之后，撰写了不朽的政治学经典──《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基础性文件，把天赋人权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确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并且奠定了分权制衡的共和制度。这两个文件和众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国人民一道，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达两百年之久。
共产邪灵当然不会安心于整个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东西方同时布局。为了毁灭人类，邪灵操纵其在人间的代表，先是勾画了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然后选择不同的人间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说，极其狡诈地实施毁灭人类的计划。如果说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共产邪灵采用的是夺权、杀戮等方式，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那么在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共产邪灵采用的则是渗透的方式，用千变万化的欺骗手法，变异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最终也达到败坏人、毁灭人的目的。
由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暂时没有取得政权，共产邪灵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渗透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当中。在推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一，苏联的颠覆和渗透。苏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作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开始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开始用不同方式对西方进行渗透。
第二，各国共产党听命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积极筹划颠覆活动。
第三，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病急乱投医，采纳了各种变形的社会主义政策，使西方社会中过去几十年中呈现不断向左转的态势。
第四，各个国家都有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产党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为共产邪灵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第五纵队”，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道德、支援共产政权、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将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共产主义渗透西方的过程和手法。由于图景纷繁复杂，这里难免挂一漏万。但掌握了基本的线索，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戴着各种假面具的共产邪灵的魔爪。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主要使用了美国的例子，但读者应该清楚，魔鬼的诡计绝不仅仅局限在美国一国，在其他国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将概述共产主义对欧洲的影响。
1.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共产主义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产党都是和暴力分不开的，这一点事出有因。共产党从不讳言暴力。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嚣：“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宣言》出笼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因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革命都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客观上使世人忽视了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非暴力的共产主义。
暴力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代表。列宁从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一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其“建党”学说。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必须从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输给工人阶级。因此就要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列宁“党建学说”的实质是把黑帮组织和恐怖主义嫁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之上，设计出一个依靠暴力和欺诈实现共产主义骗局的路径。
就在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国诞生了一个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团体“费边社”。费边社的名字来源于以“逃避、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费边社的标志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费边短评》的第一期刊头上，登载了这样一句社铭：“要像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到，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3]
费边社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发明了“到处钻洞”的“渗透”策略。费边社不仅不限制自己成员的活动，而且鼓励他们去做内阁大臣、高级行政官员、大工业家、大学校长、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随从，或直接加入其他同意接受他们的团体，以便通过这些途径，把其思想灌输给关键的决策人物。费边社主席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写道：“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所谓的‘渗透政策’──那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计划，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思想里，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们的思想里──我们不遗余力地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激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传，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传﹔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传，也在雇主们及金融家们中进行宣传。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符合于我们的方向的观念和计划向他们进攻。”[4]
费边社成员中有很多青年知识份子，他们四处演讲，出版书籍、杂志、小册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20世纪之后，费边社成员开始参加政党活动。费边社四巨头之一的韦伯成了刚刚成立的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费边派代表。他为工党起草党章、拟定党纲草案，指导各项政策，努力使费边社会主义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费边社在美国影响也很大，有不止一个费边主义团体，费边思想在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中影响也很大。[5]
不管是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还是费边社的非暴力共产主义，背后都是共产邪灵在操控，其终极目的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并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西欧共产党拒绝与“反动”的工会合作，或者拒绝加入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举动。列宁写道：“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6]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为了夺取政权，可以做出任何许诺和妥协。换句话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夺权过程中，他们的确是把暴力和欺骗的两手发挥得淋漓尽致。
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产主义流派其实也不排斥暴力。英国费边社代表人物之一、剧作家萧伯纳曾经写道：“我已经清楚地阐明：没有收入的平均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穷是被禁止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被强制地喂饱、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发现你的操行和勤奋够不上这样的待遇，你可能会被温柔地杀死。”[7]善于伪装的费边社选择了善于辞令的萧伯纳，把非暴力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包装得温情脉脉，只是在最后才露出凶残的面目。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共产党分子和其各种前台组织、被煽动蛊惑的青年，为了压制不同言论，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打、砸、抢、烧、暗杀、爆炸，其行为模式和共产党如出一辙。
2.共产国际、谍报战、“谣言”战
共产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迅速成立“共产国际”，其使命就是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各个国家的合法政权，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隶属于第三国际的远东支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全都听命于共产国际，接受其资助和培训。苏联共产党也以其庞大帝国为后盾，在世界各国招募激进份子，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在各自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共产党组织。在近一百年的历史当中，虽然美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拥有众多党员的大党，但在美国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与美国社会的激进团体和激进份子勾结，渗透进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会，甚至美国政府。美国反共运动先驱弗莱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8]
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多苏联间谍早已不是秘密。但由于1954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反共努力被打压，左派媒体、政界、学术界合力掩盖，相关证据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破解的绝密电码维诺娜文件（Venona Files）。密电码显示，在美国政府内部至少有三百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至于他们手下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够接触绝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则可以利用职权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这些人包括向苏联输送原子弹技术和其他军事技术秘密、后来被送上电椅的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财政部副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等。
由于维诺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被泄露给苏联尚不得而知。但更为重要的是，某些苏联间谍身居高位，有机会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发挥重大影响力。在二战结束前举足轻重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希斯在战后领土处理、战俘交换、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等重大决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怀特作为财政部长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参与制订了很多关键政策，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个怀特在1941年促成国民党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为财政部高级官员，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圆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尽失。历史学家相信，由于苏联间谍和亲共分子的影响，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当中，中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是造成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Stanton Evans）等学者强调，“影响政策”才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10]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但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写道：“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尤里‧贝泽门诺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讲中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贝泽门诺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也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炸毁桥梁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当中只有10%到15%用于传统的谍报战，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贝氏详细解析了颠覆战略的过程、领域和手段。一般来说，颠覆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个阶段，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第三个阶段，制造危机，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内战、革命或者外敌入侵，这时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即趁机夺权，进而“稳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按照贝氏的说法，共产党渗透的目标主要有三大领域：思想领域，包括宗教、教育、媒体、文化等﹔权力机构，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外交机构等﹔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医疗健康、种族、劳资关系等。贝氏以“平等”观念为例，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不满加剧后，影响生产力，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造成罢工潮、经济衰退等，于是社会不稳，越来越多的人激进化，展开权力斗争，全面危机爆发后，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罗马尼亚最高安全官员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发动大规模心理战、“谣言”战（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强调，谣言战的目的是改变民众看问题的参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后，一个人即使面对真相也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成为“有用的傻瓜”。[13]
贝泽门诺夫说，意识形态颠覆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第二个阶段2到5年，第三个阶段只要3到6个月。1984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其效果之好远远超出了苏联当局的想像。
根据很多前苏联间谍、情报官员的自述和对冷战后解密档案的研究，前苏联的渗透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0年开始揭露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但1954年被参议院投票谴责，美国政府内部清理共产主义的努力半途而废，是美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关键。[14]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麦卡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而失去现实意义。麦卡锡多年来被左派政客和媒体妖魔化，“麦卡锡主义”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显示出左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在回顾了麦卡锡等反共英雄在美国被压制、被丑化的历史后说：“左派的反美是其整个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者为通奸者、色情业者、鼓吹堕胎权者、罪犯和共产主义者争取权利。他们本能地支持无政府状态，反对文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从罗斯福新政到进步主义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崩盘。危机从金融财政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主要西方国家无一幸免，失业率达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超过3千万人，主要工业国除苏联外，工业生产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罗斯福就职的一百天内，围绕着“解困、复苏、改革”的主题，接连出台了很多项法案，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至今仍发挥着影响。
罗斯福颁发的总统令数量超过他之后20世纪所有总统颁发的总统令数量的总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国的失业率都没有降到两位数以下。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走上了高税收、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甚‧德苏萨（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谎》中指出：“《国家复苏法》（National Recovery Act,NRA）是罗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这个法案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17]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以充分的史料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与愿违的：新政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社会保障法使失业率增高﹔高税收破坏了健康的企业经营模式﹔劳工法造成失业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称赞这本著作说：“鲍威尔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新政影响了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延长并加重了失业，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贵的政府准备了条件。”[18]
1963年甘迺迪总统遇刺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在极短时间内，约翰逊就发布了一系列总统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扩大福利计划，提高税收，急剧扩大了政府的职权。有趣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新纲领》（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几乎如出一辙。美共书记霍尔（Gus Hall）如此解释这个纲领：“共产党对‘伟大社会’的态度可以用一个老话概括──‘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梦想’。我们共产党人支持‘伟大社会’的每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的梦想是社会主义。”霍尔所谓“同一张床”指的是“伟大社会”政策。[19]虽然同样支持“伟大社会”的举措，约翰逊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为了把美国一步步引入社会主义。
“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这两项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对福利的依赖、越来越多青壮年拒绝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由于福利政策照顾单亲家庭，实际后果是鼓励了离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据统计，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儿中为3.8%，这个数字到1965年时是7.7%。“伟大社会”改革之后的25年（1990年），这个数字骤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如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犯罪率飙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几代人无法摆脱贫困、不劳而获的思想变得根深蒂固从而形成自愿失业大军等等。
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2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民众形成对福利的依赖之后，政府要想减少福利数量和种类，可以说比登天还难。“福利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的痼疾，使众多政治家和学者一筹莫展。
上世纪70年代之后，极左派放弃了令美国民众警惕的革命话语，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读者对后者一定不陌生，“进步”一直被共产党当作“共产主义”的隐语使用，比如“进步运动”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进步知识份子”指的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地下党员。“自由主义”也好，“进步主义”也罢，其实质并无不同，其内涵都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传统、“社会公正”、政治正确、高扬女权、同性恋和性变态者的权利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已。
我们无意指责哪一个政要或者个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局中，要想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确很难。在一页页历史翻开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初以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下手，东方发生暴力革命的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和全社会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逐渐左转。就美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政府采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策。“福利国家”培养了人民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与此同时，无神论、唯物论迅速侵蚀美国社会的道德机体，远离了神、远离传统道德的民众，在花样百出的共产主义骗术面前，渐渐失去了抵御能力。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史的分水岭。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运动从东方到西方席卷全球。与中共主导发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国的反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一个多中心或者说无中心的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间，参加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于不同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诉求。其中有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有人争取有色人种的民权，有人反对父权、争取女权，有人争取同性恋者权利。其间混杂着反对传统文化、反对权威，追求个性解放和享乐主义，推动使用毒品、摇滚乐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毁掉正统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传统文化。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全球文化现象，根本上来源于共产主义。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所谓“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1923年，该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经考虑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名字，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为中性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有一句“名言”：“谁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马尔库塞对这一句话做了如下发挥：“西方针对每一个它所接触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美国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恋的集合地。美国社会是压迫人的、邪恶的，不值得为其效忠。”显而易见，法兰克福学派以西方的传统文化为其主要敌人，意欲通过毁灭文化最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
1935年法兰克福学派迁到美国，挂靠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下。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本土的左派知识份子一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变体，腐蚀了其后几代美国青少年。
马尔库塞的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思想，主张解放文明对性的压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马尔库塞认为，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能的过度压抑，为此，必须反对一切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权威，把社会变成一个可以无度享乐且不需工作的乌托邦。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品《爱欲与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庞大著作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这本书里，马尔库塞完成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结合，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变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这本书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与青年读者之间的桥梁，把反抗哲学直接转化为上世纪60年代的反抗运动。[22]
马尔库塞说：“（反文化运动）可以称之为一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针对的是整个文化体制，包括现存社会的道德……有一点确凿无疑：传统的革命观念和革命策略已经终结。这些概念太过老套……我们必须用分散的方式使这个体系分崩离析。”[23]
能够读懂法兰克福学派晦涩艰深理论的造反青年寥寥无几，但马尔库塞的思想主旨却简单明了：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性、毒品、摇滚乐应有尽有，“要做爱，不要战争”。只要对一切权威和规范说“不”，就算参加了“高尚的革命事业”，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革命多么廉价和简便易行！难怪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很多造反青年出于自发，但最激进、处于运动最前列的很多学生领袖是受国际共产主义培训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训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学生领袖﹔学生抗议活动是共产主义团体直接组织推动的结果。从“争取社会民主学生组织”分化出去的极左翼团体“气象员”（Weathermen）1969年发表的声明宣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的话。[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反文化运动对西方社会文化的颠覆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第一，它使很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变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摇滚乐迅速侵蚀青少年的道德观，把他们培养成反神、反传统、反社会的潜在腐蚀力量。第二，创造了街头革命的先例，培养了广泛的反社会、反美国的思维方式，为后来的街头革命开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轻人街头革命受挫之后，进入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硕士学业，然后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教育界、媒体、政界、工商界，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带到体制内，发动了一场席卷美国社会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主要的媒体、高校、好莱坞大多成为左派的大本营。里根总统在位时，在政界稍微扭转了向左转的势头，但90年代以后，政策再度左转，到近年达于顶峰。
5.和平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和平部，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发动战争。看似谐谑的命名其实大有深意──在实力不如人时，最好的策略是宣称爱好和平﹔在意欲发动战争时，最好的掩盖也是高举橄榄枝。不仅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把这套策略运用得十分娴熟，国际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仍然不时祭出这面旗帜，作为渗透西方、麻痹和打击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于1948年，首任主席约里奥‧居里是法国物理学家、法共党员。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只有美国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苏联大力推广“世界和平”作为缓解战争压力的韬晦之计。世界和平理事会由苏联共产党下属的苏维埃和平委员会直接管控，在世界范围内，吹嘘苏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称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和平的大敌。苏联扶植了数量众多的组织团体，如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青年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相呼应，“世界和平”成了共产主义针对自由世界的舆论战的前沿阵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其实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
1961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每天都应该有更多人被卷入要求和平的斗争当中……和平的旗帜使我们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高举这面旗帜，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共书记霍尔立刻响应：“有必要扩大要求和平的斗争，使它升级，涉及更多人，使它成为每个社区、每个人民团体、每个工会、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每条街道、每个群众集会地的热点问题……”[25]
冷战时期和平反战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60、70年代越战期间。根据投奔自由的前苏联格鲁乌（GRU，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简称）最高阶官员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证词，越南战争中，苏联在西方国家的反战宣传上投入的金钱是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两倍。他说：“格鲁乌和克格勃资助了几乎所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战运动和反战团体。”[26]
在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很活跃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罗纳德‧拉多甚（Ronald Radosh）承认，反战运动的“真实意图从来就不是结束战争，而是利用反战情绪在美国国内制造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27]
第三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80年代初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武器时。欧洲的和平、反核武运动虽然要求苏联和美国同时限制核武器，但苏联从来没有信守过任何国际条约。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95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成立后的38年当中，苏联与全世界各个国家签订了近千项双边或多边条约，而它几乎违背了所有条约中的承诺。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如此缺乏诚信，苏联恐怕属于首例。[28]因此反核武运动针对的其实只是美国。
翠弗‧劳敦指出，20世纪80年代纽西兰的反核武器运动就是苏联通过培训特工，里应外合实现的，结果是纽西兰退出澳大利亚-纽西兰-美国军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万的纽西兰直接暴露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29]
9.11事件之后美国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和抗议。积极推动这些抗议的同样是与共产主义组织密切相关的组织。[30]
在很多历史书上得到正面评价的美国民权运动背后也有共产主义的幢幢鬼影。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在比较了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发现美国的民权运动具有与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个阶段，把民众分成敌对的不同的人群﹔第二个阶段，建立统一战线，制造一种运动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个阶段，打击反对派﹔第四个阶段，煽动暴力﹔第五个阶段，“上演”一场革命，实际是发动政变，伺机夺权。[31]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The Workers’Communist Party）就发现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潜力。他们号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产主义宣传手册《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33]
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受到了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参加美共并到莫斯科接受培训的黑人伦纳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后，举证黑人的暴动、骚乱受到了苏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总书记霍尔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训。[34]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1957年以后，中共的外交思想渐趋激进，1965年的时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号召“广大农村”（亚非拉）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如“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义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响。“革命行动运动”主张暴力革命，被主流社会看成是危险的极端主义组织，1969年后解体。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是学习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力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书。像中共一样，黑豹党主张暴力革命。其领导人克利弗在1968年预测说：“大屠杀即将到来。黑人解放的暴力阶段来临了，它将广泛传播。在射击与鲜血中，美国将被染红。死尸将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击战甚至恐怖主义。在很多黑人集会上，参加者挥舞著“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会议现场是一片红的海洋，和同时期的中国“交相辉映”。[35]
民权运动的很多诉求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但激进的黑人革命组织并没有消失，近年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重新浮现。[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滥觞于几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纪以来也有一些赋予远见和爱心的人物为了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和敌意而奔走操劳。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激进分子的守则》这部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十年后美国政界两个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响，把颠覆美国、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带进了体制内。与此同时，阿林斯基倡导的无底线的、游击战和超限战式的抗议，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vomit-in（抗议者吃一种催吐药，然后集体在广场或会议中心呕吐）、“占领华尔街”、“安提法”（Antifa）运动等等，都是显例。
7. 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发现，有信仰的人不会轻易被煽动发动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传统、不讲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颠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造反派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发起了“体制内的长征”，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60年代以后的美国，就像一个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经无法具体指明，到底病灶在什么地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
在众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里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社会学家提出的“克劳德-毕汶”（Cloward-Piven）策略独树一帜，可操作性强，被“成功”试用。
克劳德-毕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有资格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实际领取救济金者的数量。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或者组织他们去领取救济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资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体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个黑人活动家创立的“全国福利权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4年，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数量从430万激增至1080万，翻了一番还多。1970年，纽约市年度预算的28%用于各项福利支出，平均每两个人工作，就有一个人领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0万增长到110万。1975年，纽约市几乎破产了。[8]
克劳德-毕汶策略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论的一种应用。阿林斯基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开始，共产党就擅长阴谋诡计，凭借极少的人数，制造出声势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机”。以美国政治为例。现在美国有的左翼政党纲领的激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为什么这些号称“民意代表”、“民选官员”的人，似乎只代表极端小众（比如跨性人）的呼声，反而弃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而不顾？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宁曾经说过，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共产主义分子发现，只要控制住工会，就控制了一大批选票；只要控制了选票，就可以让“民选官员”、“民意代表”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大批议员和“民选官员”，把其颠覆性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揭示，共产党的45个目标之一是“俘获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政党”，[10]就是通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运作实现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护基本权益，不得已加入工会，成为工会的棋子，这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是一个道理。
对共产党绑架民主国家的政策的机制，翠弗‧劳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劳敦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策的制订。冷战当中，苏联及其盟国制订了针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瓦解、和平演变。第二个阶段，灌输和培训（indoctrination）。冷战时期，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如何利用本国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教会和民间团体，影响本国的左翼政党。第三个阶段，实施。[11]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本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他们或者从政，或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媒体，或者进入数以百计的民间团体，他们用几代人积累的“经验”改造美国，美国几乎全面沦陷。
民主国家的制度本来就是给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设计的，对于处心积虑想干坏事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颠覆自由社会制度，有很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被他们欺骗的无知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地颠覆自由社会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筹划和运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已经被蚕食得千疮百孔，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已经深度侵蚀进了美国的肌体。
8. 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产党国家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实行最严厉的管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言论思想管制，这个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教育、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钳制人的思想和言论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已经感到它的邪恶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正确”一词和“进步”、“团结”（solidarity）等词语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党话，其最表层的含义是指不要使用对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比如要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本土人”，称呼非法移民为“没有身份证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确”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把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行和才能、只问人群归属的“唯成分论”被称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这种逻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同时占有了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和被压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确”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这和共产党国家把人按照财产分成阶级、“红五类”、“黑五类”，消灭打压地主资本家，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歌颂“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
某些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绝非一句“被压迫”就可以简单概括。“政治正确”人为地给思想划定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断地给人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伊斯兰恐惧者”的帽子，使本应该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使全社会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某些团体以“政治正确”为名，进一步挤压传统宗教的空间。更有甚者，很多国家就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或者扩大原有的“仇恨言论”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固定下来，逼迫学校、媒体、互联网公司和个人就范。这是向共产党国家对言论严厉管制迈出的一大步。
2016年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发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频频出现。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安提法（Antifa）组织扬言要挑起暴力冲突。伯克利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三架警用直升机，当晚的安全保卫支出就超过60万美元。[12]记者问一位前来抗议的年轻学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学生脱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学生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如今时过境迁，左派抢占了话语权，就开始剥夺其他人的正当的声音。
2017年3月，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应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讲时遭暴力袭击，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伤。2018年3月，宾州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维克斯（Amy Wax）因发表了所谓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被停职。[13]还有某些打着法律幌子的团体以反对“仇恨言论”的名义，给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贴上“仇恨组织”的标签。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保守派学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动被威胁停办的事例。[14]
左派对言论自由的干扰绝不是民众之间的正常论争，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具有坏思想的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扼杀正义的、至少是正常的声音。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组织起源于1889年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全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超过100个，而作为执政党角色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66个。如今的“社会党国际”名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1年，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
欧洲遍地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很多还是所处国家的执政党。最初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会党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同义，都主张或标榜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和组织约160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也是“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其成员是欧盟及周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也是欧洲议会内的一个政党团体，于1992年成立，其成员分布在绝大多数欧洲机构内，包括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地区委员会。目前拥有来自28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34个政党成员、12个准会员和12个观察员，共58个政党，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欧洲社会党自己宣称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同时发展各国成员政党、成员政党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和欧洲社会党本身的紧密合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
瑞典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其执政的数十年中，主张平等与福利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
英国工党的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费边社会主义”。如前文所述，费边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强调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至共产主义的转折，同样是鼓吹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主义理念。英国工党最近几十年来屡次成为英国执政党，也一直在推行着费边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英国共产党也一直积极参与、影响英国政局，并有自己的党报《晨星》。英共建立于1920年，在英共鼎盛时期也曾经有共产党议员通过竞选进入英国下议院。最近的英国大选一开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为首的英国工党竞选。
一位工党重要人物四十余年如一日地“主张国有化，主张社会主义”。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压倒性优势当选工党党魁。他长期高调参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等社团权益的活动。当被BBC记者问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时，他说：“他（马克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览广读，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赞扬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法国的社会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还是社会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成员。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被选为法国总统。法国2017年的新选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自己是毛主义者，张口闭口毛泽东、邓小平语录，革命、长征、文化革命等词随手拈来。
意大利的老牌共产主义者葛兰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还担任该党总书记。意共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十分活跃，很长时间保持着第二大党的位置。1991年改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欧洲的另一个大国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20世纪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亦发源于德国。
其它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跃的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都不可忽视。整个欧洲，不只东欧国家是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北欧、南欧、西欧各个非共产政权国家其实也都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推行着共产主义的理念或制度。欧洲沦陷并非危言耸听。
10. 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尔（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这本书里，讲述了众多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的政治朝圣者。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批地涌进上述几个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朝圣者们归来之后，仍然热情地撰文著书赞美社会主义制度。[15]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全都伴随着暴力、谎言、战争、饥荒和暴政。问题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这个魔鬼散布谎言，甚至成为它的驯服工具呢？
就美国而言，不同时代的人被共产主义吸引有不同的动机。最早的美共党员很多是移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受自己母国（大多是俄国、东欧国家）影响加入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剧左转。很多知识分子到苏联参观，回来着书立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婴儿潮”一代人在60年代进入大学，他们在战后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社会关怀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误导到反战、女权等运动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在学校里接受的已经是高度左倾的教学内容，因为他们的老师就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共产主义的“体制内长征”开花结果，开始了在体制内的长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产主义的专著《欺诈大师》（Masters of Deceit）一书中，归纳了五类共产主义分子：公开的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路人、机会主义者（为谋求私利而支持共产党者）、上当受骗者。[16]其实，除了极少数极端邪恶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又何尝不是上当受骗者？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对十月政变的记叙，并非对事件的客观报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就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轻、轻信的斯诺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当成一个工具使用，把精心编织的谎言传播到全世界。
别泽门诺夫回忆了自己作为克格勃特工期间，是如何接待来访的国外“友人”的。他们的行程都是苏联情报部门安排的，参观访问的教堂、学校、医院、幼儿园、工厂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经过培训，确保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他举过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看》，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图片和文字，都是苏联的情报机构为其准备的。记者不加甄别地在美国发表，帮助苏联欺骗误导美国民众。别泽门诺夫说，很多记者、演员、体育明星到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蒙蔽和欺骗，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饶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为了个人的身名利益，罔顾事实，配合苏共编织并传播谎言，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17]
弗莱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中，分析了为什么往往是一些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倾心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四个理由：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义哲学；第三，知识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知识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一知半解，在反权威心理的驱使下，反感一切关于传统、权威、民族文化的“说教”，最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受害者。“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宗教冲动，想要为了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学校灌输的无神论和进化论使其无法从传统宗教中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类”的说辞乘虚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识分子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欺骗，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严厉批评传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国家的暴政和杀戮高度容忍、视而不见。他认为，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虚伪、独断专行，并富有非理性的狂热，他们把左派意识形态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分析了从卢梭以降十几位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激进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约翰逊发现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19]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识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各有见地，但我们想指出知识分子容易受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由于其有违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发推演出来，只能从外部灌输。在无神论、唯物论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背离了对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学和人的所谓“理性”，轻易地成为魔鬼意识形态的俘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开始大规模入侵美国教育，加上左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教育的弱智化及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电视、电脑、网络、社交媒体、电脑游戏，在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轻一代很多人变成了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缺乏责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经过几代人的灌输，被彻底洗脑的人，即使见到、听到真相，也会用扭曲变异的思想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共产党谎言形成了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薄膜，让这些人与真相绝缘。
魔鬼为了欺骗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无知、自私、贪婪、轻信这些人性的弱点，同时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义和对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这是最可悲的。其实，共产党国家并不像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样罗曼蒂克，如果他们到共产党国家真实地生活一段时间，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他们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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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魔鬼对西方的渗透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只有从具体现象上超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实面目和真实目的。
魔鬼能够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远离了对神的信仰，放松了道德的约束。只有回归对神的信仰，净化心灵，升华道德，才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回归传统，魔鬼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文章转载自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