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第十七章）：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目录
前言
1.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2.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3.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4.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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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路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著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⑤之后地区性的组织都可被一路带入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写道：“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根据苏联的规划，这个有组织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伟大的组织。美国苏维埃政府将成为这个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绝不满足于在少数几个国家掌权，共产主义思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征服全人类的野心。
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他眼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轰然解体，只留下了中共和几个小兄弟，共产主义似乎已进入弥留之际。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但就在西方认为共产主义行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潮却又在全世界风生水起。共产幽灵未死，它藏身在各种主义和运动背后，腐蚀、渗透，使共产理念及意识扩张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共产邪灵的黑手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战后，欧洲各国左翼力量不断成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包括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各国执政，这种情形甚至蔓延至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影响着整个欧洲。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缩水，收入长期不增长，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成长，使得最近十几年来全球政治光谱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称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借助“反全球化”而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冷战之后，共产邪灵借助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人的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财权实施财富大挪移，用人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让暴发的中共用金钱把各国的道德紧紧捆绑在无底线下滑的轨道上。
中共作为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的龙头老大，其经济成长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为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注入一剂剂的强心针。中共利用极权统治，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在全球化中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中共经济实力的爆发，又带动了其政治和军事野心，企图在全世界输出共产模式。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还是占尽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崛起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现状与斯大林当年提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经济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40∼50年代开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国际资本流通、国际生产、贸易一体化，其主导推手是跨国机构及跨国公司，要求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国际资本自由流通。从表面看是西方主导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途径。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播种机。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给中共疯狂输血，同时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极权经济高度融合，互相依赖，让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道义良知和普世价值，而共产极权更是挟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步步紧逼，俨然共产主义将一统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全球化把全球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型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国际组织、公约和规则。这表面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扩张，但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经济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产业发号施令，对很多国家和企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相当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机制，也与上文所说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后，也形成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个目标。
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援助上往往对当事国经济采取宏观干预，手段是独裁而单一的，不但强制而且不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是在助长共产主义因素。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总结道：“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大力推进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国有化，并且增强了对贫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统治。”[6]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性的经济体，形成越来越趋同的消费倾向与统一的产销机制，小企业尤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民族产业和小企业被全球化浪潮冲垮，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条件和可能性，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一个国家往往因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变成国际债务的奴隶。这实质上是在瓦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中美洲的小国牙买加，在开放市场之后，廉价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当地的奶农成为了牺牲品，他们的牛奶根本无法与进口牛奶竞争，于是当地奶农纷纷破产。墨西哥曾经吸引了很多制造业，不过都是低端产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就一窝蜂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去了，完全没有高端技术的墨西哥成了牺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微，而且外来资本腐蚀了政府官员。全球化宣称要带去民主，却造成了腐败的独裁政权。事实上，非洲的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资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万，每天有4.13亿人的生活费不到1.90美元。[7]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开放给国际资本，迎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是，当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资本一撤走，泰国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甚至还波及了周边诸多邻国，后果十分严重。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听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把经济成果和民主价值推广到整个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8]这是全球化的内伤，也是共产邪灵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变成了邪灵的工具。
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为地加剧了不平等，没能提供解决贫困的长期措施，同时削弱了国家主权，造成地区动荡。全球化过程制造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阶级对立的角色。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剥削”、“不平等”、“贫困”，正是左翼利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和反抗，是共产主义的经典套路。共产主义的财富平均主义与斗争意识也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扩散。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大量产业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国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制造业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有570万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厂关门。[9]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三十年来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穷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贫困水准的人。2016年美国有760万这样的“工作的穷人”。[10]
贫富分化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的困境，不会只限于经济这个领域，会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解决收入不平等、要求“社会公正”，导致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也极大地影响着其他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对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贫穷，恶性循环。美国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谱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社会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党派利益的对立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看，西方民主社会陷入的麻烦越大，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势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就是“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的大型暴力抗议，就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爆发。2001年的三次大型国际会议（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抗议，200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其中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也是被共产主义广泛渗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可以说“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发左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运动，成立了诸多的国际组织，借着全球化的“东风”，把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这使得人们不管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成为共产邪灵达到其目标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很多学者在评价全球化成败的时候，常常举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在短时间内蹿升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多人认为其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
与墨西哥那种只是引进低端制造业的模式不同，中共从一开始就酝酿了极大的野心，就是要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进国家与其合资办企业，强制要求先进国家转让核心技术换市场，使用各种手段，从明目张胆强制转让到骇客盗取技术。中共获得技术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将廉价生产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垮所有的竞争者，严重扰乱自由市场秩序。
与其他那些放开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国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利用其游戏规则却不遵循游戏规则，利用全球化把产品倾销到国外，却对国内市场设置重重壁垒，以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赚取全世界的财富。中国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业根本不对外开放，使中共占尽全球经济好处而不履行义务。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听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将千万恩宠集于中共一身。
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沦丧，在全球化中得以壮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扩张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冲击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这样以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来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给中共输血，让濒死的共产势力死灰复燃。共产邪灵操纵全球化的一个隐藏目的就是通过财富大挪移给中共输血，让中共在人权迫害最严重、道德最坏的时候暴富起来。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过程、给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过程。当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极大地增强了对共产极权的信心，进一步扩张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兴奋不已。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幕后的安排。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共也加强对世界经济组织的渗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中共官员出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位时，积极推动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共的图谋背书、为中共的政策辩护。
中共不断利用国际经济组织贯彻自己的经济意图和行事规则。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纵那些经济组织，必定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以上只是罗列了几个经济全球化被共产邪灵利用来推广繁殖共产主义的例子。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总会超越国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把全球化变成了魔鬼统治世界的跳板，现在是人类深刻警觉并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产因素剥离掉，回归一个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3.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表现是各国加强政治合作，出现各种新的国际组织，制定各种政治议程和国际条约，限制国家主权，把主权国家的权力逐渐让渡给国际组织。这种具有超越国界管辖权的国际机构、规则和管控方式出现后，开始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管理权力向某种类似全球政府的国际机构集中，有演变为“世界大政府”的趋势。它侵蚀了国家主权，削弱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正常的国际规则，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共产邪灵的图谋。
在此过程中，共产邪灵一直在推动和利用国际组织扩张共产势力，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变异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推广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理念，进行财富再分配，并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把人类带向极权与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当初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作为一个超国家概念，联合国符合了共产主义消灭国家的目的，因此成为共产邪灵觊觎的对象，被利用来充分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苏联所主导的共产阵营利用的工具，变成了共产党大展身手、推动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联合国成立并起草宪章时，当时的苏联是发起国及其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联合国宪章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书长、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11]联合国宪章和公约隐藏的对共产政权有利的“后门”跟这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很多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一任选举产生的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会主义者，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共拉入联合国。其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šld）是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共产革命持同情态度，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是缅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的理想与联合国宪章一致。[13]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这就不难理解，红色政权的头子受到联合国极高的礼遇，很多联合国公约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
联合国的最高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维和部队由“政治与安理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而从1946年到1992年担任此职务的14个人中，竟然有13个是苏联人。苏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扩张共产势力，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虽然喊的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实施的却是符合共产政权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亲社会主义的组织。
共产势力在联合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红色间谍在联合国到处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说：“在联合国的共产外交官代表了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后，共产遗毒仍在联合国普遍存在：“很多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被共产黑手党所包围。”[16]
中共利用联合国作为宣传平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名额。尽管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利益的秘书长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背书，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中共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扩张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债务危机。如斯里兰卡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港口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巴基斯坦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下，“一带一路”却受到一些联合国高官的吹捧。[17]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在联合国宗旨里，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来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他腐败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把人权变成了国内事务，即所谓的“内政”，以此来掩盖其在国内的人权劣迹，甚至以生存权作为自己的功劳来标榜。中共也在联合国攻击西方的民主价值，凭著与第三世界小国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由于共产邪灵的操控，联合国事实上在人权方面不仅鲜有作为，而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不少学者翔实记载了联合国是怎样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阴影之中，但后来“新”的联合国对大规模杀人事件不作为﹔联合国最初的目的是打击侵略者并保护人权，道德判断是采取行动的必要前提，而联合国拒绝作出道德判断。[18]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哥尔德（Dore Gold）断言：“联合国并非一个动机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组织，它实际上加速并传播世界混乱。”[19]哥尔德用大量事实证明联合国的诸多弊病，包括错误的“价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对等”、“道德相对主义”﹔腐败现象普遍，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当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不民主国家拥有多数票，共产政权有更大的操纵空间。[20]哥尔德说，联合国是一个“卑劣的失败”，“被反西方势力、独裁政府、扶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以及美国最坏的敌人所主宰”，“背叛了联合国创建者们的崇高理想。”[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行的是多数票原则，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能成为成员国甚至人权理事会主席，让人权审查失去意义。中共更是用利益收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让美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中共人权问题的谴责案屡屡搁置。联合国“以多暴寡”的原则，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共产邪灵对抗自由国家的工具。这导致美国多次退出人权理事会。西方想要推广人权、自由，却屡屡被共产国家阻挡。最后人权理事会被流氓劫持，通过的所谓国际公约，对极权国家没有约束，这些国家把它们当作幌子却不实施。
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十分相似，却与美国宪法相对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如苏联宪法有些条款在列举公民享有权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字样。表面上看苏联宪法给了公民一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多具体法律又规定了很多“范围”，而使得苏联政府根据具体“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条款，任意剥夺公民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宪章》、契约和公约界定人们权利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一些条款在“人人有权”如何之后，也附加了“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选择了某种蓝本，而是共产邪灵有意在最初为共产政权留下的一个“后门”。
问题是，如果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每一权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剥夺。“暴君们还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借口？大多数战争和国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义进行的。”[22]自由国家很难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共产政权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钻人权公约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共产邪灵通过其代理人不断提出全球问题，声称要通过国际化合作和权力架构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各种国际条约不断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管制，国家主权走向弱化。这种言论出现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场合中。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主张却与共产邪灵的意图非常一致，就是要消灭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目标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说，并印成小册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体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说：“完全主权国家无力应对环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预防战争还是制止对生活条件的终极伤害的需要──都需要一个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说：“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好的选择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为此，我们期待在跨国联邦政府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实上，联合国环保署的建立，正是因为1972年一个倡导世界邦联的团体认为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决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环保机构。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78个政府投票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个800页的蓝图涉及环境、女权、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一位有影响力的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后来联合国环境项目的官员对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国界已经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国际贸易、资金往来与难民等问题的侵蚀，国家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控制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国家实际上在把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社会，并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那些问题将无法解决。”[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来都冠冕堂皇，但推进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才是其真实目的。如环保问题，本书“环保主义篇”已详细论述了共产邪灵如何利用它来推进其图谋。
尽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书长时，联合国开始朝全球政府激进演变。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联合国部队，并要求有征税的权力。[27]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加利未能连任。否则联合国的现状难以预料。虽然共产党政权总是拒绝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但却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支持扩张联合国的职能，不断推广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在一个人类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是进步的关键支柱。”[28]曾供职于美国空军、白宫和多个政府部门的战略思想家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认为，安南所谓的“进步”将摧毁国家主权，为无国界的地球公民社会开路。而联合国的“和平教育”项目事实上由极左派组织和指导，将会摧毁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一个无国界的社会主义的极权世界，进行全球治理。[29]
事实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产主义的名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列举了共产党人的45个目标，其中一条是：“把联合国推崇为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其宪章重写，就要求去设立为一个具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识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产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利用各种议题先在各个领域建立超国家的机构，然后推动这些机构的联合，并不断鼓吹对联合国的推崇与依赖，最终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描绘成解决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联合国当成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人企图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权力操控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正是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是一种人自己树起来的宗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人类对世界与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这无可厚非，但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则无疑是个新时代的乌托邦，也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必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实施能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球化推动的世界政府，绝不会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苏联和中共一样的极权超级大政府。
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以各种诱人的好处、福利许诺、全人类的乌托邦蓝图来吸引各个国家加入。这与共产主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世界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为诱饵，而当其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如此复杂的问题，要作为唯一的希望来承担各种乌托邦设想的诱人蓝图，不管是全球环保、安全还是福利，必然要求权力的集中以实行各项政策，这无疑将会把政府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前所未有。它将不管成员国是否有共识、是否有承诺，而只专注于强制执行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体制，更不是人权良好、道德高尚的国家，当国家与国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时，它们会采用最低的标准，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权的要求，也就是不在这些方面作任何评判，用所谓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权中立”等说辞来达成联合的最大公约数。“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谓的主流文化来维系整个世界，可是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环视所有积极推动世界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或者对宗教信仰采取进步主义看法的。很显然，世界政府一定是无神论为基本价值观的政府，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推动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就会强迫实施所谓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防止分裂和独立，“世界政府”将会极大地强化其军警力量和对言论自由的管控。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与文化的国家和政府，只能依靠专制权力也就是极权主义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对各国民众自由的干涉和剥夺。也就是说，世界政府一定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它必须依赖强权才能维持这样一个政府。
到头来“世界政府”就是活脱脱一个共产极权政府的翻版，其结果与当今共产党政权奴役残害其国民毫无二致，不过是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听一个命令，变异和毁灭全人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过程中，所有共产政权使用的邪恶手段都会一一再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一个摧毁人的传统和道德的过程，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期望的结果。
4.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共产邪灵在过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种变异文化形式，包括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思潮、电影电视、变异生活方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推向全球。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盗用，内涵被阉割，文化形式混杂变异，在达到牟利目的的同时，迅速地败坏所到之处民众的道德。
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他地区所接纳和吸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信仰失落，技术发展不断推动着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想当然地把物质发达和优秀文明直接联系起来。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集中力量通过非暴力共产主义攻陷美国。当其在美国的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媒体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异、破坏之后，再把这种败坏的文化以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之标签，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广和扩散。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瞬间便呈现在印度遥远山村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云南保守的边远山村通过好莱坞电影认识到单亲妈妈、婚外恋、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编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几乎立刻反映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区成为爱滋病泛滥的重灾区﹔从南美厄瓜多，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太平洋岛国斐济，摇滚乐都极为流行……
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们必须组织知识份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1]在左派看来，“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但对其背后的共产邪灵而言，败坏神留给人的传统文化、让人背离神，是其达到毁灭人类目的的途径。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变异文化以及来自共产极权的党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飙的飓风一样，把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无情地扫荡著神留给人的传统价值。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西方的变异文化对全球的影响，下一章将会分析共产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带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征，带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论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类传统中神给人留下的普世价值是相通的。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直接带来物质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被普遍当作“落后”，用“现代”、“革新”、“进步”和商业价值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进的“共同价值”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而能够形成全球认同的文化元素、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剥离传统、民族特色之后的最低标准或者那些能够被商业化的部分。所谓“人类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是这种“共同价值”的代表。但是邪灵鼓吹的这种貌似高尚的价值，实际上让人放弃传统文化与价值，把变异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这种全球共用的最低标准，也体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文化主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内涵都完全针对消费者，以消费者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诱惑、放纵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这种针对人的欲望的消费文化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人类传统的手段，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产品为了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制作和包装过程中尽量不冒犯其他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产品却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点、内涵，也就是利用文化产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剥离传统内涵﹔而非主流社会，消费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为成本的关系，更加受制于单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费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业文化。
其二，媒体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邪灵非常容易利用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变异理念，将原有的民族文化题材作为卖点包装，内涵中加入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推广，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推广变异理念。
其三，促进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广告、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流行的文化不断轰炸，告诉消费者：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样休闲娱乐、拥有这样的产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于是邪灵大肆利用各种物质和娱乐方式刺激个人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与精神的层面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背离著对神的信仰和传统价值。
共产邪灵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扩散其变异理念，另一个有效手段是利用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传统广告、电影电视、新闻热点不断炒作各种反传统的变异理念的密集轰炸之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变异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变异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视为正常，变异行为甚至可以成为“时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恋、摇滚、抽象派艺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这种手段扩散全球。
现代派艺术是变异的、违背传统审美价值的，很多人最初对其并无正面认识。当各种现代艺术在全球大都会不断展出、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各种怪异“艺术”在媒体上不断被报导，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艺术品味“落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审美标准，向变异的艺术靠拢。当然魔鬼能够利用从众心理，也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坚定的主见──人一旦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离开了神留下的永恒标准，则一切都成为相对可变的，使魔鬼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西方文化”不但能够迅速扩展至全球不发达地区，而且被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共产邪灵恰恰利用这一点，把变异的现代文化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播撒，冲击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摇滚、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迅速扩散全球的。正如本书中多处指出的，这些变异文化都是邪灵在背后推动、发展的，和西方真正的来自信仰的传统价值无关。
各种变异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好莱坞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变异思潮的载体。由于电影艺术的特点，它让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载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本书教育篇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校园的泛滥，这使得大批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们回国后又将其进一步传播。这些变异思潮带着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迷惑人的标签，使其冲击、毁灭当地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总结，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社会中获得通过，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分不开：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学生活归来的留学人员接受了“同性婚姻权利”的观念，促进了民间的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其次极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步主义政客，其实也都是在西方留学期间培养了其进步主义思想。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宽容成为主流。共产邪灵利用这一特点任意扩展了“宽容”的概念，让价值中立成为“全球共识”，从而借机鼓吹各种变异思潮。尤其是同性恋、性解放等等变异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严重冲击和腐蚀着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连锁零售商宣布，店内的更衣间和厕所将是“对变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说任何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或者女更衣间，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美国家庭联盟呼吁消费者抵制这一政策，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妇女或者儿童的侵害。[32]事实上2018年确实发生了一个男人进入店内女厕并公然面对一个小女孩暴露自己身体的事件。[33]
面对遵守传统观念的消费者对该连锁店的抵制，有人总结了全球获得“公司平等指数”（衡量对LGBT的态度的指标）满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发现这些与该连锁店站在同一阵营的企业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这种抵制已经不现实了：从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车厂，从各连锁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银行、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到各手机、电脑品牌等等。[34]换句话说，变异的观念已经借助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变成无所不在的“主流”了。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这极大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运动。在全球化条件下，爱滋病扩散全球，爱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同性恋者不断成为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的对象，魔鬼乘势推动同性恋运动不断扩张﹔医务工作者鼓励同性恋的爱滋病患者不要耻于就医，而魔鬼则借机宣扬社会应当从道德上认同同性恋行为。因此我们看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的资助促进了同性恋运动。[35]
南非首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入了新的公约，要求把性倾向、性别认同作为衡量人权的一个指标，并最终获得认可。这是第一个直接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的联合国决议，[36]它实际上偷换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把变异纳入正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要求，“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资讯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学者质疑，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穿着带有魔鬼标记的T恤衫进行自由表达，将构成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否儿童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对父母说话？[38]儿童未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违背伦理的行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父母不得否定儿童自愿的性别表达意愿（即儿童可以自己“选择”性别，男孩可以“选择”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则父母被视为虐待儿童。[39]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变异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都被其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也都被纳入。人们陶醉于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陆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与意识也在迅速被改变。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变异文化像汹涌澎湃的海啸，所到之处，山河变色，文明失守，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是人类能够维系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是人类能得到创世主救度的关键。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都被共产邪灵的有意安排所变异甚至摧毁，文明的航舟面临空前的危机。
结语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但都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套普世价值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创世主为各个民族奠定的。
共产邪灵出现之后短短一百多年里，分别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积破坏传统文化，已然使人类走到了危险境地。
十月政变后，共产邪灵先后在东方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屠杀传统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共产国家渗透、控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滥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钱利益拉拢小国，企图借用联合国大政府，将整个世界拉向腐败、堕落。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共产邪灵利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扩大，绑架、控制全球化，把变异因素推向全球，系统地破坏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共产邪灵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著整个世界。
如今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团体掌握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资源，其影响力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环境、经贸、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战争、移民，小到娱乐、时装、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无不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主义者”的操纵。一旦世界统一政府完成，人类整体在一个号令下被变异、被毁灭，都成为很容易的事。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配合其他全方位败坏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间把人类社会败坏得面目皆非，东西方世人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类只有走回传统，不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当中都重新引入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才能在神的呵护下，摆脱共产邪灵，走向光明的未来！
文章转载自 明慧网
